第二卷 论求谏第四

类别:史部 作者:吴兢(唐) 书名:贞观政要

    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尝谓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愚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太宗称善,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诚亦实难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为深罪。昔箕子佯狂自全,孔子亦称其仁。及炀帝被杀,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对曰:“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仲尼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世基岂得以炀帝无道,不纳谏诤,遂杜口无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辞职请退,则与箕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昔晋惠帝贾后将废愍怀太子,司空张华竟不能苦争,阿意苟免。及赵王伦举兵废后,遣使收华,华曰:‘将废太子日,非是无言,当时不被纳用。’其使曰:‘公为三公,太子无罪被废,言既不从,何不引身而退?’华无辞以答,遂斩之,夷其三族。古人有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故‘君子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张华既抗直不能成节,逊言不足全身,王臣之节固已坠矣。虞世基位居宰辅,在得言之地,竟无一言谏诤,诚亦合死。”太宗曰:“公言是也。人君必须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炀帝岂不以下无忠臣,身不闻过,恶积祸盈,灭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公等各宜务尽忠谠,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

    贞观三年,太宗谓司空裴寂曰:“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亦望公辈用心不倦,以副朕怀也。”

    贞观五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贞观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上封事称旨,召而谓曰:“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尽诚规谏,至如龙逄、比干,不免孥戮。为君不易,为臣极难。朕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朕岂虑宗社之倾败!每思卿等此意,不能暂忘,故设宴为乐。”仍赐绢有差。

    太常卿韦挺尝上疏陈得失,太宗赐书曰:“所上意见,极是谠言,辞理可观,甚以为慰。昔齐境之难,夷吾有射钩之罪,蒲城之役,勃鞮为斩袂之仇,而小白不以为疑,重耳待之若旧。岂非各吠非主,志在无二。卿之深诚,见于斯矣。若能克全此节,则永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励终始,垂范将来,当使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不亦美乎?朕比不闻其过,未睹其阙,赖竭忠恳,数进嘉言,用沃朕怀,一何可道!”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慑,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

    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征曰:“比来朝臣都不论事,何也?”征对曰:“陛下虚心采纳,诚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信而不谏,则谓之尸禄。’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 怀禄之人, 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太宗曰:“诚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所以禹拜昌言,岂不为此也!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知者明,信为难矣。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于是乃见。由是言之,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常念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因举觞赐玄龄等数人勖之。

    贞观十七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者十有余人。食器之间,何须苦谏?”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首创奢淫,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为事,若有不当,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比见前史,或有人臣谏事,遂答云‘业已为之’,或道‘业已许之’,竟不为停改。此则危亡之祸,可反手而待也。”

    【 译文】

    唐太宗仪表威武,面容严肃,百官中进见的人,都举止失当。太宗知道大家这样,每天接见臣下启奏事情,必定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希望听到臣子的直言规谏,知道政治教化的得失。贞观初年,太宗曾对王公大臣们说:“一个人想看到自己的面容,必须要有一面明镜;一个国君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借助于忠臣。国君如果自以为贤能,;臣子又不匡正,想不陷入危亡失败的境地,怎么可能呢?所以,国君失掉国,臣子也不能单独保全他的家。至于像隋场帝那样残暴淫虐,臣下都闭口不说话,终于使自己听不到自己的过失,结果国破身亡,他的大臣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前朝的事情不远,你们今后凡看到我作的事不利于百姓的,一定要直言规劝。”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正直的国君任用了奸邪的臣子,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忠正的臣子侍奉邪恶的国君,也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只有正直之君遇到忠正之臣,如同鱼得到水,这样天下就可安定。我虽然不聪明,幸而有你们多次匡正补救,希望凭借你们耿直的进言,使天下达到太平。”谏议大夫王硅说:“我听说木头经过墨线就能锯直,国君采纳规谏就会圣明。所以,古代的圣明君主一定有直言谏净的臣子七个,向国君进言不被采纳就要以死相谏。陛下开启圣明的思虑,采纳鄙陋之人的意见,愚臣处在这个没有忌讳的朝代,实在愿尽自己愚劣的能力。”太宗称赞王硅的话对。下令从今以后宰相进宫筹商国家大事,一定让谏官跟随进去,让他参与,预先了解国家大事,如果有所规谏,一定虚心采纳。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贤明的君主时时想到自己的短处因而越来越好,昏昧的君主庇护自己的短处而永远愚昧。隋场帝爱夸耀自己的长处,庇护自己的短处而拒绝规谏,臣子实在也难于犯颜件旨。虞世基不敢直言,或者不能算很大的罪过。过去商朝的箕子假装疯狂来保全性命,孔子也说他仁。后来隋场帝被杀,虞世基理应与他一起死吗?”杜如晦回答说:“天子有刚正直言的臣子,虽然他无道也不会失掉自己的天下。孔子说:‘史鱼这介人,多么耿直啊!国家有道,他也直得像箭;国家无道,他也直得像箭。’虞世基怎能因场帝无道,不采纳规谏就闭口不说呢?苟且偷安地居于重要官位,又不能自动解除官职请求退位,那与微子装疯而逃去,事情的道理不同。过去晋惠帝、贾后将要废掉憨怀太子时,身为司空的张华竟然不能竭力争谏,曲从惠帝与贾后的旨意来苟免祸患。赵王伦就起兵废掉贾后,派人责备张华,张华说:‘废太子的时候,我不是保持沉默,而是当时说的话没有被采用。,那个使者说:‘你身居三公之职,太子没有罪被废掉,争谏既然未被采纳,为何自己不辞官隐退呢?’张华无言以对,使者杀死他,灭掉他家的三族人。古人说:‘国家危急而不扶持,倾颓而不匡救,那怎么用这种人来辅佐呢?’所以‘君子面临死难而气节不变。’张华说了逃避责任的话不能保全生命,作为臣子的节操本来已经丧失了。虞世基官居垂相,处在能够说话的地位,竟没有一句话直言规劝汤帝,实在也该杀死。”太宗说:“你的话很对。臣子一定要忠良辅佐,才能得到自身安全和国家太平。隋场帝难道不是因为下面没有忠臣,自己又听不到过失,罪恶积累,祸害盈满,灭国亡身的灾难才降到他的身上。倘若国君所做的事情不恰当,臣子又不劝谏帮助,一味阿谈顺从,凡事都说好,那么,国君是昏君,臣子是馅诀之臣,国君昏庸,臣子馅诀,国家危亡不要多长时间。我现在的志向在于使君臣上下齐心,各自尽到最公正之心,共同商量来实现天下大治。你们各人都务必要竭尽忠诚,直言规谏,匡救我的缺点和过失,我一定不会把你们直言规谏看成违逆旨意,动辄发怒责备。”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司空裴寂说:“近来有的臣子上书奏事,条款太多,我总是将它们粘在屋壁上,出出进进都观看思考。所以这样勤勉不知疲倦的原因,是想详尽地了解群臣的思想。我每一想到国家的治理,有时三更才睡觉。也希望你们用心思考,不要懈怠,以符合我的心意。”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自古以来,帝王之中多有放纵情性,喜怒无常的,高兴时就任意赏赐无功的人,发怒时就乱杀无罪的人。因此,国家遭受损失,造成混乱,没有不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现在从早到晚,无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常常希望你们尽情地极力规谏。你们也要接受别人的规谏,怎能因别人的话不符合自己的心意,便立即庇护自己的短处而不采纳呢?假若自己不能接受别人的规谏,又怎能规谏别人呢?”

    贞观六年,太宗因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人上密封奏章,所奏的事都符合太宗心意,于是太宗召见他们,并对他们几人说:“我一一观察,自古以来的臣子建立忠君报国的事业,如果遇上贤明的君主,就得竭尽忠诚进行劝谏,至于像龙逢、比干那样的忠臣,竟然不能避免刑杀,还祸及妻儿。作一个贤明的国君不容易,当一个忠直的臣子也很难。我又听说龙可驯养而且降服它,不过它的领下有逆鳞,触及逆鳞就会杀人,国君也同样如此。你们几人终不避触犯逆鳞,各进封事上奏。经常都能这样作,我怎会担心国家倾覆!每想到你们忠恳规谏的心意,我没有一刻忘记,所以召你们来设宴共享欢乐。”宴后,又赐给他们数量不等的帛。

    太常卿韦挺经常上书陈述治国的得失,唐太宗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得到你所写的奏章,上面都是极为中肯正直的话,言辞和道理都好,看了它,我感到很欣慰。如春秋时齐国发生内乱,管夷吾有射中齐桓公衣钩的罪过;晋国发生的蒲城之役,勃鞋有用剑斩断晋文公衣袖的仇。然而,齐桓公不因射钩之罪怀疑管仲,晋文公对待勃?如像故旧,难道这不是考虑到‘柴犬吠尧,各为其主’,事君无二心的志向吗?你的深厚诚意从奏章中可以看出。如能坚持保全这种节操,就能保持美名;如果松懈下去,不是非常可惜吗!由始至终勉励自己,给后代留下楷模,应该让后世的人看现在的人,也像现在的人看古代的人一样,不是很好吗?我近来没有听到别人议论我的过失,没有看到自己的缺陷,全靠你竭尽忠恳之心,多次向我进献善言,用来浇灌我的心田,你的礴恳忠直一时怎能说得完呢!”

    贞观八年,太宗对侍臣说:“我每次闲居静坐,就自己从内心反省,常怕自己的所作所为,上不符天意,下为百姓怨恨。只想得到正直的人来匡扶规谏,希望自己的视听能与外界相通,使百姓不怀怨于心而固结不通。另外,近来看见前来奏事的人,大都心怀恐惧致使语无伦次。普通奏事,情况尚且如此,更何况想直言规谏的,一定会畏慎触犯龙鳞。所以每有前来进谏的,纵然所奏之事不符合我的心意,我也不认为是他忏逆犯上。假若当即对他喝斥责怪,我深怕奏事人心怀恐惧,怎敢再说话呢?”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魏徽说:“近来朝中大臣都不议论政事,宝是什么原因?”魏微回答说:“陛下虚心采纳臣下意见,本来应亥有说的言然而古人说,‘不信任的人来谏,就会被认为是毁谤自己;信任的人不规谏,就叫尸位素餐。’但是,人的才能器度各不相同。懦弱的人,虽然怀着忠直之心,但不能说出来;被国君疏远的人,担心不受信任因而不敢说;心中只考虑个人棒禄的人,忧虑的是不利于自身,因而不敢说。所以,大家互相保持沉默,随波逐流,苟且度日。”太宗说:“的确像你说的一样。我经常想这件事,臣下虽想进谏,动辄畏惧死亡的祸患,这与那赴鼎镬被烹杀、冒利剑遭砍杀有什么不同啊!所以忠诚贞节的臣子,不是不想竭尽忠诚,而是非常为难。所以大禹听到善言就拜谢,难道不是为这个缘故吗?我现在敞开胸怀,采纳直言规劝,你们不要过分恐怖畏惧,就不敢极力进言。”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能正确了解自己的人就明智,但确实作到很难啊。就像写文章的人和从事技艺的工匠,都自以为有超人之术,别人赶不上。如著名的工匠和文士,互相品评比较,低毁斥责,杂乱无章的文词、低劣的技艺于是就显现出来了。从这说来,国君必须得到辅佐、规谏的臣子,指出他的过失。一天之中,国事纷繁,由一个人去听政决断,虽再三思虑劳神,又怎能件件事都处理好?我经常想到魏徽遇事随时规谏纠正,许多事都切中我的过失,就像明洁的镜子照见自己的形体一样,美丑都必然显现。”于是举起酒杯,赐酒给房玄龄等几人,勉励他们。

    唐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说:“过去,虞舜制造漆器,大禹雕镂姐,当时规谏舜禹的就有十几人。有关装饰盛食物用的器皿这些小事,何必要苦苦规谏?”褚遂良说:“雕刻器物会贻误农业生产,织造五彩丝带,就会耽误妇女的工作,首先倡导奢侈淫逸之风,这是国家危亡的开始。漆器不断作下去,一定又用金来作。金器不断作下去,一定又用玉来作。所以刚正的臣子一定在事情开始时加以劝阻。等到过失已多得不能再多了,就没有再规谏的必要了。”太宗说:“你说的对啊!我所作的事,如果有不妥当的,有的可能才开始,有的恐怕已快结束,不管哪种情况,都应进言规谏。我近来看前代的史书,有的臣子向国君规谏事情,国君就回答说:‘已经办过了。’或者说:‘已答应过了。’竟然不为此立即停止错误的作法而加以改正。这样下去那国家危亡的灾祸,可以像翻转手掌那样很快到来啊。”


如果你对贞观政要有什么建议或者评论,请 点击这里 发表。
重要声明:典籍《贞观政要》所有的文章、图片、评论等,与本站立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