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君臣鉴戒第六

类别:史部 作者:吴兢(唐) 书名:贞观政要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朕与卿等可得不慎,无为后所嗤!”

    贞观四年,太宗论隋日。魏征对曰:“臣往在隋朝,曾闻有盗发,炀帝令於士澄捕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贼者二千余人,并令同日斩决。大理丞张元济怪之,试寻其状。乃有六七人,盗发之日,先禁他所,被放才出,亦遭推勘,不胜苦痛,自诬行盗。元济因此更事究寻,二千人内惟九人逗遛不明。官人有谙识者,就九人内四人非贼。有司以炀帝已令斩决,遂不执奏,并杀之。”太宗曰:“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何得不败?朕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空虚。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魏征对曰:“臣闻鲁哀公谓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于此者,丘见桀、纣之君乃忘其身。’愿陛下每以此为虑,庶免后人笑尔。”

    贞观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召侍臣赐宴于两仪殿,谓房玄龄曰:“高昌若不失臣礼,岂至灭亡?朕平此一国,甚怀危惧,惟当戒骄逸以自防,纳忠謇以自正。黜邪佞,用贤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议君子,以此慎守,庶几于获安也。”魏征进曰:“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瓷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张子房,汉王计画之臣,及高祖为天子,将废嫡立庶,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争也。’终不敢复有开说。况陛下功德之盛,以汉祖方之,彼不足准。即位十有五年,圣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屡以安危系意,方欲纳用忠良,开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桓公谓叔牙曰:‘盍起为寡人寿乎?’叔牙奉觞而起曰:‘愿公无忘出在莒时,使管仲无忘束缚于鲁时,使宁戚无忘饭牛车下时。’桓公避席而谢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社稷不危矣!’”太宗谓征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时,公不得忘叔牙之为人也。”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礼》云:“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书》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士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然则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

    夫君臣相遇,自古为难。以石投水,千载一合,以水投石,无时不有。其能开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内尽心膂,外竭股肱,和若盐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于礼之而已。昔周文王游于凤凰之墟,袜系解,顾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结之。岂周文之朝尽为俊乂,圣明之代独无君子者哉?但知与不知,礼与不礼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韩信,项氏之亡命。殷汤致礼,定王业于南巢,汉祖登坛,成帝功于垓下。若夏桀不弃于伊尹,项羽垂恩于韩信,宁肯败已成之国,为灭亡之虏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于宋;箕子,良臣也,陈《洪范》于周,仲尼称其仁,莫有非之者。《礼记》称:“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欤?’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队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有难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何死焉?谏而见纳,终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谏不见纳,出亡而送,是诈忠也。”《春秋左氏传》曰:“崔杼弑齐庄公,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为己亡,非其亲昵,谁敢任之?’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孟子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虽臣之事君无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然则为人主者,安可以无礼于下哉?

    窃观在朝群臣,当主枢机之寄者,或地邻秦、晋,或业与经纶,并立事立功,皆一时之选,处之衡轴,为任重矣。任之虽重,信之未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则心怀苟且。心怀苟且,则节义不立。节义不立,则名教不兴。名教不兴,而可与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闻国家重惜功臣,不念旧恶,方之前圣,一无所间。然但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之心,不可以为政。君严其禁,臣或犯之,况上启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溃,其伤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则君开一源,下生百端之变,无不乱者也。《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然则古人之震怒,将以惩恶,当今之威罚,所以长奸。此非唐、虞之心也,非禹、汤之事也。《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故唐、虞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

    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国之常也,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至治,岂可得乎?又政贵有恒,不求屡易。今或责小臣以大体,或责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据,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过获罪,小臣或以大体受罚。职非其位,罚非其辜,欲其无私,求其尽力,不亦难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责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承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惟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大臣苟免,则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则矫伪成俗。矫伪成俗,则不可以臻至治矣。

    又委任大臣,欲其尽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则为不尽。若举得其人,何嫌于故旧。若举非其任,何贵于疏远。待之不尽诚信,何以责其忠恕哉!臣虽或有失之,君亦未为得也。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礼》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当今群臣之内,远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臣窃思度,未见其人。夫以四海之广,士庶之众,岂无一二可信之人哉?盖信之则无不可,疑之则无可信者,岂独臣之过乎?夫以一介庸夫结为交友,以身相许,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寄同鱼水。若君为尧、舜,臣为稷、契,岂有遇小事则变志,见小利则易心哉!此虽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怀不信,待之过薄之所致也。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圣明,以当今之功业,诚能博求时俊,上下同心,则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汉,夫何足数!”

    太宗深嘉纳之。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征曰:“朕克己为政,仰企前烈。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四者常以为称首,朕皆庶几自勉。人苦不能自见,不知朕之所行,何等优劣?”征对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则内平祸乱,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诸黎元,各有生业,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与仁,愿陛下自强不息,必可致也。”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司空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太宗曰:“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咎于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藉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隋炀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于高位,不思报效,翻行弑逆。此非臣下之过欤?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太宗又曰:“化及与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孙,皆反,其故何也?”岑文本对曰:“君子乃能怀德荷恩, 玄感、 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太宗曰:“然。”

    【 译文】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国君与臣子本来就是一起治理乱世,共享安危的,如果君主采纳忠诚的规劝,臣子又能进正直的意见,这固然是君臣相投合,自古以来所推重的。如果国君自以为贤明,臣子又不匡正国君的过失,要想国家不危亡,是不可能的。国君丧失了国,臣子也不能单独保全自己的家。至于像隋炀帝残暴淫虐,臣子都闭口不言,终于使他不能知道自己的过失,于是走到了灭国亡身的境地,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杀死。前朝的事情相去不远,我与你们能不谨慎行事?不要被后人讥笑。”

    贞观四年,唐太宗谈论隋朝时候的情况。魏微回答说:“我以往在隋朝时,曾听说发生了一桩盗窃案,隋场帝下令叫放士澄去追捕罪犯。放士澄只要怀疑谁像贼,就严加拷打,含冤承认自己是贼的达两千多人,隋场帝便下令将这两千多人在同一天斩首。大理丛张元济认为这个案件奇怪,就试探询问作案人的情况,就有六七个人在发生盗窃案的当天,已先被监禁在另外的狱中,才被释放出狱,也遭到推究勘问,由于忍受不了酷刑的苦痛,自己屈认参加了盗窃。张元济因此更加认真地追究询问,结果,两千人中,只有九个人在盗窃案发生的那天行踪不清。官吏中有熟悉的,知道九人中有四人根本不是贼。负责行刑的官署因隋场帝已下令处决,就不再以实情上奏,将两千人全部杀掉。”太宗说:“不仅隋场帝无道,他的臣子也不尽心办事,一定要匡正规谏,不怕诛杀,怎能专干馅媚奉承,苟且讨得国君的欢心与称赞。君臣全这样,哪能不失败?我仰仗你们共同辅佐,从而使牢狱空虚,希望你们善始善终,常像今天一样!”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周、秦两朝,最初取得天下没有两样。然而周朝建国后就专门兴办好事,积累功业和仁德,所以能够保持七百年的基业。秦朝就放纵自己的奢侈淫逸,喜好用刑罚,没有超过两代就灭亡了。难道不是作善事的帝业绵延长久,干恶事的天年不长?我又听说,莱与封是帝王,把一个普通人与他们相比,普通人还感到是耻辱;颜渊与阂损,是普通百姓,把帝王与他们相比,也还认为是荣耀的。这是帝王深感羞耻的事。我常把这些事引以为戒,常常怕比不上颜、阂这些贤人,被人讥笑。”魏微回答说:“我听说鲁哀公对孔子讲:‘有一个健忘的人,搬家后就忘记了自己的妻子。’孔子说:‘还有健忘超过这个人的。我看夏莱、商封这样的国君,竟忘记了自己的身躯。’但愿陛下常常把这些事想想,免受后人笑话!”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因平定了高昌国,召见侍臣,在两仪殿设宴招待,太宗对房玄龄说:“高昌的国君如果不失掉臣下的礼仪,怎么会走到灭亡的地步?我平定了这样一个国家,心中更加感到危惧,只有力戒骄奢淫逸来自己提防,采纳忠直之言来匡正自己。罢黯奸债,选用贤良,不拿小人的话来议论君子,用这种办法来谨慎守业,也许可以让国家获得安宁吧。”魏徽进言说:“我看自古以来的帝王,他们在拨乱创业的时候,必定很谨慎,随时警戒自己,善于采纳平民百姓的意见,听从忠诚正直的建议。天下已安定,他们就态意放纵欲望,喜欢听馅谗阿谈的奉承话,厌恶刚正的规谏。张子房是汉王刘邦的出谋画策的大臣,到刘邦当了皇帝时,打算废掉嫡子刘盈而立庶子刘如意为太子,子房说:‘今天的事,不是凭口舌可以争辩的。’始终不敢再有话去开导汉高祖。何况陛下功业、德义的盛大,用汉高祖来相比,他是比不上的。陛下即位至今已有十五年,圣明的德泽像灿烂的光芒照耀四海,如今又消灭了高昌,还多次将国家的安危记挂心里,刚才又说想进用忠直贤良的人,大开直言规谏之路,这是天下的最大幸运。过去齐桓公曾与他的臣子管仲、鲍叔牙、窝戚在一起饮酒,齐桓公对鲍叔牙说:‘为何不向我祝福呢?’叔牙举起酒杯站起来说:‘但愿君王不要忘记当年出奔在营国时的情景,管仲不要忘记在鲁国被捆绑时的状况,窝戚不要忘记喂牛于车下时的境遇。’齐桓公听完叔牙的话,离开坐席感谢叔牙说:‘我与两位大夫都能够不忘记先生的话,那么,国家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太宗对魏徽说:“我一定不敢忘记当老百姓时候的情景,你也不要忘记叔牙的为人啊!”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徽向唐太宗上了一道奏章说:我听说,国君是人的首脑,臣子便是人的四肢,首脑与四肢协调同心,就形成一个完整的身体。作为一个整体,倘若有的器官不具备,就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那么,首脑虽处于至尊重要的地位,必须借助四肢才能成为整体,国君虽然明察通晓,一定要借助臣子的辅佐才能达到治理好国家的目的。《 礼记》 说:“百姓把国君作为自己的心胸,国君把百姓视为自己的躯体,内心端庄躯体就舒坦,内心严肃面容就恭敬。”《 尚书》 说:“国君英明啊,臣子贤良啊,万事康宁啊!” “国君行事细碎无大略啊,臣子就松懈懒惰啊,万事就毁坏搞不成功啊!”那么,丢弃四肢,单单使用心胸,使整个国家达到治理,不是我听说过的。国君与臣子之间意气相投,自古以来就是难得的。让石头去顺从水,千年之间出现一次,让水去顺从石头,没有哪个时候没有。那些能倡导最公正的道义,表明天下人才均可任用,内部尽到心胸脊骨的力量,外部竭尽四肢的能力,协调得像汤里的盐与梅,团结得像金石一样坚固的朝代,不是靠赐给臣子的高官厚禄,而在于以礼相待罢了。过去周文王巡游于凤凰之墟,袜带散了,他看左右没有一个可以使唤的人,就自己将袜带结上。难道周文王时的人全是有才德的人,而现在处于圣明的朝代唯独缺乏贤良的人吗?只是了解与不了解,礼遇不礼遇罢了。伊尹是有萃氏的陪嫁家奴,韩信是项羽的逃亡臣子。商汤尽礼相待伊尹,在南巢实现了帝王之业,汉高祖刘邦登坛拜韩信为大将,在该下击败项羽而成就了帝业。如果夏柴不抛弃伊尹,项羽加恩于韩信,难道一定会毁掉已建成的国家而变成灭国亡身的人吗?另外,微子是商封的庶兄,在宋接受了周武王的封土;箕子是商封的贤臣,却向周武王陈述《 洪范》 ,孔子称他们是仁人,没有谁说他们不对。《 礼记》 上说:“鲁穆公向子思问道:‘放逐之臣返回来为原来的国君服丧,古来就有的吗?’子思说:‘古代的有德行的君主,任用人能按照礼节,斥退人也能按照礼节,所以有被斥退的臣子回来为旧时的国君服丧的礼仪。现在的君主,任用人时,如像把他抱在膝上,斥退人又如像把人坠入深渊。那些被斥退的人不作攻打本国的谋主已经很好了,哪里还有返回本国为旧君服丧的?夕”齐景公问晏子说:“忠臣是怎样侍奉国君的?”晏子回答说:“国君有灾难不为他去死,国君出国逃亡不为他送行。”齐景公说:“分割土地来封赐他,分出官爵来授给他,国君有难不为国君死,国君出逃不送行,是何道理?”晏子说:“臣子进言而被采用,终身没有灾难,臣子怎么去死呢?臣子规谏而被国君采纳,终身不会逃亡,臣子又怎么会给他送行呢?如果臣子进言不被采用,国君有难而去为他死,这是枉死;臣子规谏不被国君采纳,国君出逃又去相送,这是假忠。”《 春秋左氏传》 说:“崔抒就齐庄公,晏子站立在崔杆的家门外,崔杆的门人问晏子:‘你是来为国君殉死吗?夕晏子说:‘只是我一人的国君吗!我去死?’门人说:‘逃走吗?’晏子说:‘国君死是我的罪吗1 我逃走?死去的国君如果是为国家而死,我就为他而死;国君是为国家而逃亡,我就跟着他逃亡。如果是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逃亡,不是他最亲近的人,谁敢担当这些事。夕崔杆家的门开了,晏子就走进去,把齐庄公的头放在自己的大腿上,抱着尸体大哭,然后站起来,往上跳了三下就走了。”孟子说:“国君把臣子看作是自己的手足,臣子就把国君看作是自己的心腹;国君把臣子看作犬马,臣子就把国君看作普通的人;国君把臣子看作粪土,臣子就把国君看作仇敌。”虽然臣子侍奉国君没有二心,至于离开还是留下的原则,应当依据受恩的多少而定。那么,作为百姓之主的国君,怎么可以对自己的臣民无礼呢!

    我观察在朝的所有大臣,担负着主管国家重要部门任务的人,有的奉命在边关驻防,有的在朝参与处理国家大事,大家为国建功立业。这都是一时选拔出来的贤能之士,处在至关重要的地位,担负的任务重大。委给他们的职任虽然重,对他们的信赖却不深,信赖他们不深,就使人有时产生疑虑。人生疑虑,就会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内心有得过且过的想法,就不会树立臣子的节操义行。节操义行不树立,那么名教也不会兴起。名教不能兴起,而能够与他们一起巩固太平基业,保持七百年的王位,是没有这种事的。又听说,国家器重爱惜有功的臣子,不追究旧时的罪过,比之于前朝的圣君,没有一点差别。然而只宽恕大事,对小罪就严厉,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谴责发努,不去掉偏爱与憎恨的心,是不可能用来治国的。国君严厉地推行法令,臣子中还有人触犯它,何况上边开了违法的头,下边一定更加放肆。河床奎塞而河堤崩溃,它伤害的人一定很多,将要使天下百姓到哪里安身!这就是国君开了一个头,下边就生出百种不测的变化,国家没有不乱的。《 礼记》 说:“自己喜爱的人,要知道他们的短处,自己憎恨的人,也要看到他们的长处。”如果自己憎恨的人,不能看到他的长处,那做好事的人一定感到恐惧。自己喜爱的人,不知他们的短处,那作恶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诗经》 上说:“君子如果对谗择的小人责怒,作乱的事大概会很快停止。”那么,古代人的震怒,是用来惩罚恶人,现在的严厉惩罚,却是用来助长奸邪的,这不是唐尧、虞舜的本意,也不是夏禹、商汤所作的事了。《 尚书》 说:“安抚我的就是我的国君,虐杀我的就是我的仇敌。”荀子说:“国君是船,百姓是水。水可以浮载船,也可以翻船。”所以孔子说:“鱼失掉水就会死,水失掉鱼仍然是水。”所以唐尧、虞舜总是战战栗栗,一天比一夭谨慎。怎么可以不深思这些道理呢?怎么可以不反复考虑这些事情呢?

    将重任委托给大臣,将小事交给小臣,这是处理国事的常情,治理国家的办法。现在委任他们官职,则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到有事发生,又轻信小臣而怀疑大臣。相信自己所轻视的,怀疑自己所重视的,想用这种办法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怎么可能呢?另外,治国贵在稳定,不要求多变。现在,或者对小臣委以重任,或者对大臣任以小事,小臣占据不应有的高位,大臣又失去他们应担任的职位,大臣或者因小小的过失而获罪,小臣或者因大事而受惩罚。官职与地位不相称,受罚不是他们的罪过,想要他们没有私心杂念,希求他们各尽其力,不是很难的吗?小臣不可把大事交给他,大臣不可因小罪受罚。委任大臣以大官又去追查他的小过,那执书刀削竹简,拿着笔杆子的文官便顺从旨意,窥测风向,挥舞文笔,玩弄法律,歪曲事实来构成大臣的罪名。大臣辨白吧,又怕国君认为内心不服罪;不说吧,皇上又会认为所犯的罪都是事实。说与不说都构成罪过,不能辨明自己的冤屈就采取侥幸免祸的态度。大臣侥幸免祸,就会使奸诈的事萌发滋生。奸诈的事萌发滋生,就会使诈伪形成风气;诈伪形成风气,国家就达不到治理了!

    另外,委任大臣,想使他们尽力为国,每当任官时有所避忌不说,就叫不尽心。如果举荐的人适当,何必对故人旧友避嫌;如果举荐的人不称职,何必以疏远的人为贵。对待大臣不真心实意,用什么来要求他们做到忠恕!臣子虽然有时有失误的地方,国君也不是都对。国君不信赖臣下,必然认为臣子中没有可以信赖的。如果一定认为臣子中没有可信赖的,那国君也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吧!《 礼记》 上说:“国君多疑,百姓就迷惑。对臣下不了解,国君就忧愁了。”国君与臣子互相猜疑,就谈不上使国家得到大治了。现在群臣之中,有的远在一方,流言蜚语三次传来,不像曾参母亲那样丢掉织布机的梭子而逃走的人,我暗自思量,没有看到这样的人。天下这么辽阔,士人百姓这样众多,难道没有一两个可以信赖的人吗?能信赖臣下,就没有不可信赖的,猜疑臣下,就没有可以信赖的,怎么只是臣子的过失呢?况且一个平庸的普通的人与别人结为好友,也会以生命相许诺,至死尚且不变,何况君臣之间意气相投,互相依傍,如同鱼水。如果国君能当尧、舜,臣子能作程、契,怎么会遇到小事就移志,见到小利就变心呢!这虽是臣下树立忠心还未明显,也是由于国君心中不信赖臣下,对待他们过于刻薄造成的。难道这是国君以礼使臣,臣子以忠事君冯?依靠陛下的圣明,凭借当今的功业,如果能广泛地寻求当世的俊杰,上下同心落那么三皇可以增为四皇,五帝可以添为六帝了。夏、殷、周、汉,怎么足以相提并论。

    太宗很赞赏地采纳了魏微的意见。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问特进魏微说:“我约束自己,一心一意地治理国家,仰慕前代雄才大略的君主,盼望赶上他们。积累美德、增加仁义、建立伟业、为民谋利这四件事,我常认为是首要的事,我都希望用来勉励自己。人苦于不能察觉自己的过失,不知我的所作所为,优劣如何?”魏微回答说:“积累美德、增加仁义、建立伟业、为民谋利,陛下都兼顾施行了。那么,国内平定祸乱,国外征服戎狄,是陛下的功业;安抚所有百姓,使他们各自都有谋生的职业,是陛下所谋的利。从这说来,立功、谋利的事做得多,只是德行、仁义这两件事,愿陛下奋发不止,一定是可以达到的。”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开创基业的君主,传位到子孙时,多发生祸乱,这是什么原因?”司空房玄龄说:“这是幼主生长在深宫之中,从小就享受荣华富贵,不了解人世间人情真伪,不懂得治理国家的安危,所以执政后多发生祸乱。”太宗说:“你的意见是把过错推给国君,我的意见是要归过于臣子。功臣的子弟多数没有才能德行,他们靠祖父、父亲功勋的荫庇当上大官,不培养道德礼义,奢侈放纵,是其所好。国君既已幼弱,臣子又缺乏才能,国家倾危而不扶助,怎么能不发生祸乱呢?隋场帝记下宇文述在他未任储君时辅佐他的功劳,提拔宇文化及任将军,宇文化及不思量报效,相反去作叛逆就君的事,这不是臣子的罪过吧?我说这些话,是希望你们警戒勉励自己的子弟,使他们不要违背教导而犯罪,就是国家的庆幸了。”太宗又说:“宇文化及与杨玄感是受国恩最深的大臣的子孙,后来都反隋,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岑文本回答说:“君子才能感恩戴德,杨玄感、宇文化及这样的人都是小人。这便是古人尊重君子而鄙视小人的缘故。”太宗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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