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篇 表历第七

类别:史部 作者:刘知几(唐) 书名:史通

    【原文】

    盖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此其证钦!

    【译文】

    谱这一名称的创立,起于周代。表是根据谱的形式而作的,所以桓君山说过:“太史公的三代世表,纵横成行,都是仿照周谱。”这大概就是证明吧。

    【原文】

    夫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碟,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其宜。何则?《易》以六艾穷变化,《经》以一字成褒贬,《传》包五始,《诗》含六义。故知文尚简要,语恶烦芜,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

    【译文】

    要说以表格形式作为文章,叙述时事,用在谱历上,或许可取,放在史传中,却未见得适宜。为什么?《易经》用六交来穷尽变化,《春秋》经用一字来表达褒贬,《公羊传》包含“五始”,《诗经》包含“六义”。由此可知文章贵在简要,语言恶在繁杂。何必要详尽重复,才称之为完备呢?

    【原文】

    观马迁《史记》则不然。夫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

    【译文】

    看司马迁的《史记》却不是这样。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都在各自相应的篇章里有所说明。互相考查核对,很容易就可知道。却把它们重新列成表格,成了繁琐浪费,岂不是荒谬?而且表列于篇目,编入书中,有了它不会增加什么,失去它不会损失什么。因此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再跳到世家。表在它们之间,闭而不视。说起它的无用之处,能说得完吗?

    【原文】

    既而班、《东》二史,《东》谓《东观汉记》。各相祖述,迷而不悟,无异逐狂。必曲为锉择,强加引进,则列国年表或可存焉。何者?当春秋、战国之时,天下无主,群雄错峙,各自年世。若申之于表,以统其时,则诸国分年,一时尽见。如两汉御历,四海成家,公卿既为臣子,王侯才比郡县,何用表其年数,以别于天子者哉!

    【译文】

    后来班固《汉书势和《东观》二种史书(((东观》指《东观汉记》),各自相继师法司马迁,迷溺其中,不知觉悟,无异于盲目追随狂人。如果一定要勉强在各种表中进行选择,硬把它引入史书,那么列国年表也许可以保留。为什么呢?当春秋、战国的时候,天下没有统一的领导,列国群雄交错对峙,各自有自己的纪年。如果排列成表,用表统一年代,那么各国所处的年代,就会一目了然。而像两汉时期,四海成一家,公卿已经都是臣下,王侯只不过和郡县相似,何必标明他们的年数,从而和天子相区别呢?

    【原文】

    又有甚于斯者。异哉!班氏之《人表》也!区别九品,网罗千载,论世则异时,语姓则他族。自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使善恶相从,先后为次,何藉而为表乎?且其书上自厄牺,下穷赢氏,不言汉事,而编入《汉书》。鸿居鹊巢,笃施松上,附生疵赘,不知翁截,何断而为限乎?

    【译文】

    还有比这更过分的。真是奇怪!班固的《古今人表》,划分九品高下,网罗千年人物。按时代说,他们并不同时;按姓氏说,并非同一氏族。本来自然可以分群按类区别聚合,使善恶不同的人分别排在一起,以时代先后作为次序,又何必借助于表呢?而且表中人物上起厄羲,下止秦帝,不谈汉代的事情,却编入汉代的史书,如同鸿占了鹊巢,笃攀在松上。多出来的赘疵,不知道剪截,怎么确定断限呢?

    【原文】

    至法盛书载《中兴》,改表为注,名目虽巧,芜累亦多。当晋氏播迁,南据扬、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间诸伪,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长。崔鸿著表,颇有甄明,比于《史》、《汉》群篇,其要为切者矣。

    【译文】

    到何法盛的《晋中兴书》,把表改为注。名称虽然巧妙,芜杂累赘之处也不少。当晋代流离迁徙,占据了南方的扬、越,北魏兴起,称雄于北方的燕、代的时候,这之间,各种伪政权有一十六家,不顺从正统朝廷,各自自立为君王。崔鸿著《十六国年表》,区分比较清楚,和《史记》、《汉书》等书的表相比,要算更贴切些了。

    【原文】

    若诸子小说,编年杂记,如韦昭《洞纪》、陶弘景《帝王历》,皆因表而作,用成其书。既非国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译文】

    至于像诸子小说,编年杂记,如韦昭《洞纪》、陶弘景《帝王年历》,都是根据表而著成书的。既然不是国史一类的书,所以这里存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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