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上古之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书、祷机、志乘。自汉已下，其流渐繁，大抵史名多以书、记、纪、略为主。后生祖述，各从所好，沿革相因，循环递习。盖区域有限，莫逾于此焉。
【译文】
上古的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书》、《祷机》、志、乘。从汉代以后，书的流派逐渐多了起来，大体上史书的名称多以“书”、“记”、“纪’，、“略”为主。后人继承前辈，各自根据自己的爱好，沿革前代，递相循环。大体范围有限，没有超过这几种的。
【原文】
至孙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汉魏尚书》，陈寿、王韵曰“志’，，何之元、刘蟠曰“典’，。此又好奇厌俗，习旧捐新，虽得稽古之宜，未达从时之义。
【译文】
到了孙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汉魏尚书》；陈寿、王助称“志”、何之元、刘蟠称“典”。这又是喜好新奇而厌恶世俗，学习古人而丢弃新法，虽然具有研习古事的意义，却不符合顺应时代的原则。
【原文】
榷而论之，其编年月者谓之纪，列纪传者谓之书，取顺于时，斯为最也。夫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案吕、陆二氏，各著一书，唯次篇章，不系时月。此乃子书杂记，而皆号曰春秋。鱼豢、姚最著魏、梁二史，巨细毕载，芜累甚多，而俱榜之以略，考名责实、奚其爽钦！
【译文】
探究起来，可以说那些编排年月的称做“纪”，排列纪传的称作“书”，就顺应时代说，这是最符合的。名称用来确定体例，是依附于具体内容的。假若不遵守这一方法，就会违背根本法则。查吕不韦、陆贾二人各著了一部书，只排列篇章，不列出时间年月并按之编排，这是子书、杂记，却都号称“春秋”；鱼豢、姚最著魏、梁二史，大事小事一起载入，芜杂累赘之处很多，却都名之曰“略”，根据名称考查实际，是何其不符呵！
【原文】
若乃史传杂篇，区分类聚，随事立号，谅无恒规。如马迁撰皇后传，而以外戚命章。案外戚凭皇后以得名，犹宗室因天子而显称，若编皇后而曰外戚传，则书天子而曰宗室纪，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为目。寻其所载也，皆自秦而往，非汉之事，古诚有之，今则安在？子长《史记》别创八书，孟坚既以汉为书，不可更标书号，改“书”为“志”，义在互文。而何氏《中兴》易“志”为“说”，此则贵于革旧，未见其能取新。
【译文】
要说把史传杂篇区分种类，根据内容确立名称，大概没有常规。如司马迁撰皇后传，却把篇名命为“外戚”。外戚这一名称是靠皇后获得的，犹如宗室因为天子而得名一样。假使编撰皇后事迹却称“外戚传”，那么编写天子事迹就要称作“宗室纪”，可以吗？班固撰写《人表》，用“古今”作题目，查其中所记载的都是秦代之前的人，不是汉代的事，“古”确实是有了，“今”却在哪里？子长《史记》另外创立八书，孟坚既然把汉史称作“书”，就不能在书里再以“书”为篇名，就改“书”为“志”，意义在于把书名和篇名颠倒为文。而何法盛的《晋中兴书》，改“志”为“说”，则是贵在改革旧名称，却看不出他能立新。
【原文】
夫战争方殷，雄雌未决，则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长。必国史为传，宜别立科条。至如陈、项诸雄，寄编汉籍；董、袁群贼，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唯《东观》以平林、下江诸人列为载记。顾后来作者，莫之遵效。逮《新晋》始以十六国主持载记表名，可谓择善而行，巧于师古者矣。
【译文】
当战争正在激烈进行，胜负尚未分出的时期，就有不尊奉朝廷正朔，自己称君作长的情况。如果国史为他们立传，应当另外设立门类规则。至于如汉代史籍中编列陈胜、项羽等豪强；《三国志•魏书》中附立董卓、袁绍等群贼，既然和臣子同样体例，谁能辨出他们的彼此之间的不同？只有《东观汉记》，把平林、下江中的人物列为《载记》。看一看后来的作者，没有一个遵从效仿。直到当代新编晋史，才把十六国君主的事迹用“载记”作为名称，可算是择善而从，善于师法古人的了。
【原文】
观夫旧史列传，题卷靡恒。文少者则具出姓名，若司马相如、东方朔是也。字烦者唯书姓氏，若毋将、盖、陈、卫、诸葛传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则结定其数，若二袁、四张、二公孙传是也。如此标格，足为详审。
【译文】
我们看旧史书的列传，每一卷的标题没有定规，文字少的就写出姓名全称，如《司马相如传》、《余吩朔传》；文字多的只写姓氏，如《毋将盖陈卫诸葛传》；如果是多人同姓的，就总结同姓的数目，如《二袁传》、《四张二公孙传》。像这样的标题格式，很是详审。
【原文】
至范哗举例，始全录姓名，历短行于卷中，丛细字于标外，其子孙附出者，注于祖先之下，乃类俗之文案孔目、药草经方，烦碎之至，孰过于此？窃以《周易》六艾，义存《象》内；《春秋》万国，事具传中。读者研寻，篇终自晓，何必开峡解带，便令昭然满目也。
【译文】
到了范哗订立凡例，才写出全部姓名，在文中以一短行，写出主要人物姓名，标题中没有列出的人物，以小字列于主要人物之后。有附带写出传主子孙的，就注在其祖先的下面，就像世俗的公文条目、药草医方那样，琐碎之极，无过于此。我认为，《周易》的六交，把意义的解释放在《象传》里；《春秋》的众多国家，具体事情列在《左传》中。读者要研究探寻，读完一篇自然明了，何必一打开书就要丫目了然呢？
【原文】
自兹已降，多师蔚宗。魏收因之，则又甚矣。其有魏世邻国编于魏史者，于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职官，至如江东帝主则云潜晋司马睿、岛夷刘裕，河西酋长则云私署凉州牧张皇、私署凉王李篙。此皆篇中所具，又于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两汉书》、《三国志》，题诸盗贼传，亦当云潜西楚霸王项羽、伪宁朔王魄嚣。自徐陈涉、张步、刘璋、袁术，其位号皆一二具言，无所不尽者也。
【译文】
从此以后，大多师法蔚宗。魏收承袭了他，却又走得更远了。假如有魏朝邻国的人物被编入魏史的，就在此人姓名之上一定又列出所属的国家，标明所任的官职。如江南的帝王，就称“潜晋司马睿”、“岛夷刘裕”；河西的酋长，就称“私署凉州牧张宠”、“私署凉王李篙”。这些都是已经在文中具备的，又在卷首详细列出。假如按魏收的意思，让他来撰写两《汉书》、《三国志》，为各个盗贼传立标题，应当说“臀西楚霸王项羽”、“伪宁朔王魄嚣”，其余如陈涉、张步、刘璋、袁术，他们的位号都要一一写明，无所不尽了。
【原文】
盖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谓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体，好兹小数，难与议夫“婉而成章”、“一字以为褒贬”者矣。
【译文】
法令繁细，是古人所提防的。像范哗、魏收对篇目的裁断，可以说是繁细到极点了吧？如果忘了那些大原则，注重这些小技巧，那就难以和他们讨论“婉而成章”以及“一个字眼就寓含褒贬”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