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御史董敦逸言臣辙不公事，黄庆基言臣兄轼毁谤先朝事，三省进呈。微仲奏曰：「敦逸四状，言苏辙多不应实，三省同签文字，皆以为某之罪；庆基三状，言礼部尚书苏轼任中书舍人日，所撰李之纯等六人告文，涉讥先帝。其间《陆师闵告》一道，系范百禄词，非轼所撰。然臣窃观先帝圣意，本欲富国强兵，以鞭挞四夷，而一时羣臣将顺太过，故事或失当。及太皇太后与皇帝临御，因民所欲，随事救民，盖理然耳。昔汉武好用兵，重敛伤民，昭帝嗣位，博采众议，多行寝罢。明帝好察，多兴惨狱，章帝承之以宽厚，当时天下悦服，并未有以为谤毁先帝者。至如本朝，真宗即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财；仁宗即位，罢修宫观，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时施宜，以补助先朝阙政，亦未闻当时士大夫有以为毁谤先朝者。近自元佑以来，言事官凡有弹击，多以毁谤先朝为词，非惟中伤士人，兼亦摇动朝廷，意极不善，若不禁止，久远不便。」臣辙奏曰：「臣昨日取兄轼所撰《吕惠卿告》观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然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兄轼亦岂是讥毁先帝者耶？然臣闻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佑初改正，乃是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当时大臣数人，其间极有不善，不肯谏止。」微仲曰：「闻永乐败后，先帝常曰：『两府大臣，略无一人能相劝谏。』然则一时过举，非先帝本意明矣。」太皇太后曰：「此事皇帝宜深知之。」微仲曰：「皇帝圣明，必能照察此事。」于是得旨，敦逸、庆基并知军事差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