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初，始造旧官，凿东北之地，皆平网迤陇，尤多古冢墓，有人得铜剑，长尺五寸，余既借看，叹其古异。客有谓余曰：「古时乃以铜为兵乎？其可得而闻不？」余笑而应曰：「此证据甚多，殆不俟言。卿既欲知，辄具言之。余案《山海经》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铜」。郭璞注曰：「此山出金如火，以之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时，西戎献之，《尸子》所谓昆吾之剑也。」越绝书曰：「赤瑾之山，破而出锡，若邪之溪，涸而出铜，欧冶铸以为纯钩之剑。」又汲冢中得一铜剑，长三尺五，及今所记干将者，亦皆非铁，明古者以铜锡为兵器也。《周书》称，「穆王时征犬戎，得昆吾之之剑、火浣布，长尺有咫。又有练铜赤刀，割玉如泥焉。」又《左传》僖公十八年，「郑伯始朝於楚，楚赐之金，既而悔之，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杜预注云，「楚金利故也。」古者以铜为兵，故《禹贡》云，「荆扬贡金三品。」余以为古者语质而难解，今者语文而易了，独诗云，「元龟象齿。」其实象牙也。书云，「厥包橘柚。」乃黄柑也。金品，上则黄，中则赤，下则黑，黑金是铁，赤金是铜，黄金是金，黄金可为宝，赤金可为兵，黑金可为器。《韩子》称：「昔智伯繇之伐赵襄子。初，晋阳襄子金将尽，问於张孟谈，孟谈对曰：『吾闻董安于治晋阳也，公室悉以铜为柱质，君可发而用之。』於是发之，有馀金矣。」谓此据盖可知焉。又昔夏后氏使九牧贡金，铸九鼎於荆山之下，于昆吾氏之墟，白若甘搀之地，图其山川奇怪，以形于鼎，使民知神奸，不逢其害，以定其祥，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沸，不舁而自藏，不迁而自行，九鼎既成，定之国都。桀有昏德，鼎迁於商，殷纣暴虐，鼎迁於周。每人主休明，鼎虽小而重，其奸回昏乱，虽大而轻。及周显王三十二年，姬德大衰，乃沦入泗水。秦始皇之初，见於彭城。二十七年，始皇东游，大发徒出之，而不能得焉。後汉武帝宾礼百神于汾阴，得大鼎，时人以为九鼎，其详不可得而审也。且荆轲刺秦王之日，匕首击铜柱，铜柱火出，则古者非直以铜为匕首，亦以为殿柱也。且始皇之世，长狄十二，见於临洮，身长三丈，足迹六尺，於是始皇敛天下之兵，铸而象之。故西京赋云，「高门有，列坐金狄」是也。又造阿房之宫，其门悉用磁石，磁石翕铁，以防外兵之入焉。以此推之，明知春秋迄於战国，战国至於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充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年甚一年，岁甚一岁，渐染流迁，遂成风俗，所以铁工比肩，而铜工稍绝，二汉之世，逾见其微，及汉建安二十四年，魏文帝为太子时，铸三宝刀，二匕首，天下百炼之精利，而悉是铸铁，不能复铸铜矣。按张华《博物志》亦称，「铸铜之工，不复可得，唯蜀地羌中，时有解者。」由此言之，斯妙久绝。余谓不复能铸铜者，正当不能使利如霜雪，光如云霞，陆斩犀兕，水断蛟龙，岂复不能铸铜炉碗灯耶？然今太极殿前两大铜镜，即周景王铸也。制作精巧，独绝晚世，今之作必不及古，犹今镜不及古镜，今钟不及古钟矣。昔余为吴兴令，凿池，又获铜箭镝数十枚。时有人复於彼山中伐木，得铜斧一口。古铜铸为兵，岂为一据？故备言其详，以发子之蒙矣。古贵铜贱铁，非独此事，按《皇览·帝王冢墓记》，称吴王阖闾冢，铜椁三重，汞池六尺，玉凫之流，扁诸之剑三，盘郢鱼肠之剑在焉。秦始皇冢，亦以铜椁水银为江河，关东贼发之，至铜椁而取铜，深大不可多得，因此穴墓。汉思王冢，时奢侈，皆生葬，取爱幸奴婢，蓄谷，为铜窗，以通殉葬者气息，兼以水火，守冢给呼召，数十年乃不复闻声矣。晚世之葬，无复此例，然犹自大奢大富大盛，或倾一国之财，或竭一家之宝，或争为宏丽，或竞相高尚，前汉奢於後汉，魏时富於晋世，中原既夷，至於江左，时天下凋丧，制度日衰，富贵之家，犹或厚葬，然论古论曩，亦减损千万倍矣。世愈贫狭，哀礼愈薄。又往古之事，棺皆不用钉，悉用细腰，其细腰之法，长七寸，广三寸，厚二寸五分，状如木秤，两头大而中央小，仍凿棺际而安之，因普漆其外，一棺凡用细腰五十四枚，大略如此，亦可谓至巧矣。其法既绝，亦有铜钉，铜钉之体，皆如今柘钉形也。铜钉既滑，多被发掘，自义熙以来，乃以柘代铜，爰及明器之属，亦多减省，必不得已，乃用乌牙焉，相与皆用素棺，不得施漆，及自棺之外，一无所设，既由贫富之悬，兼以避患之及耳，故为此赞，以明古今铜铁之兵刃，葬送之事焉，乃成赞曰。
悠悠开辟，或圣或贤。蚩尤铸铜，为兵几年。天生五才，实此为先。既古既曩，谁测谁传。纷纶百代，事无不异。况乃金铁，国之利器。风胡专精，欧冶妙思。於昔则出，於今则秘。闻之释经，万物澹薄。在古必厚，在今必恶。徒侈徒异，徒铲徒削，聊举一概，以明鸿略。（《本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