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吾有虞於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於上。并有争心，以徵於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於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左传》昭六年，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