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称陈恕为三司使，改茶法，岁计几增十倍。予为三司使时，考其籍，盖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后，河北籴便之法荡尽，此后茶利十丧其九。恕在任，值北虏讲解，商人顿复，岁课遂增。虽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旧额。至今称道，盖不虞之誉也。
世人说陈恕当三司使时，修改了茶法，茶税因此而差不多增加10 倍。我任三司使时，查了他的登记册，发现从景德年间契丹入侵以后，河北简便买进的办法完全不用了，从此以后茶税收入丧失了9/10。陈恕在任时，碰上与契丹讲和，商人的买卖很快恢复，当年的税收就增加了。虽然说多达10倍，我查了一下还没有到过去那么多。他的事到现在还受到称颂，大概是他没有料到的声誉吧。
世传算茶有“三说法”最便。“三说”者，皆谓见钱为一说，犀牙香药为一说，茶为一说。深不然也。此乃“三分法”耳。谓缘边入纳粮草，其价折为二分，一分支见钱；一分折犀象杂货，一分折茶。尔后又有并折盐为“四分法”，更改不一，皆非“三说”也。予在三司，求得“三说”旧案。“三说”者，乃是三事：博籴为一说，便籴为一说，直便为一说。其谓之“博籴”者，极边粮草，岁入必欲足常额，每岁自三司抛数下库务，先封桩见钱、紧便钱、紧茶钞。（紧便钱谓水路商旅所便处。紧茶钱谓上三山场榷务。）然后召人入中。“便籴”者，次边粮草，商人先入中粮草，乃诣京师算请慢便钱、慢茶钞及杂货。（“慢便钱”谓道路货易非便处。“慢茶钞”谓下三山场榷务。）“直便”者，商人取便于缘边入纳见钱，于京师请领。三说先博籴数足，然后听便籴及直便，以此商人竞趋争先赴极边博籴，故边粟常充足，不为诸郡分裂，粮草之价，不能翔踊，诸路税课，亦皆盈衍，此良法也。予在三司，方欲讲求，会左迁，不果建议。
世代相传折算茶钱有三说法最为便利，所谓“三说”，指的是现钱为一说，犀角、象牙、香料、药材为一说，茶为一说。根本不是这样。这只是三分法罢了。说的是沿边一带送交粮草，那价款折合为三部分，一部分支付现钱，一部分折合成犀角、象牙、杂货，一部分折合成茶叶。后来又加上折合成盐变为四分法，改了不止一次，都不是“三说”。我在三司时，找到了“三说”的旧案卷。“三说”，指的是三件事：博籴是一说，便籴是一说，直便是一说。它所说的“博籴”，指边远地区的粮草，每年交纳必须交足规定的数额，每年由三司下达数额到库务司，先储备现钱、紧便钱、紧茶钱，然后召人向朝廷缴纳钱物。“便籴”，指靠近过境地区的粮草，由商人先向朝廷缴纳，再到京城结算提取慢便钱、慢茶钱和杂货。“直便”，指商人图取方便，在沿边地区交纳现钱，到京城结算提取。三说就是先博籴，到数额足了，然后听任便籴和直便。因此商人竟相抢先赶到边远地区博籴，所以边疆的粮食常常充足，没有被各州郡分割，粮草的价格不能飞涨，各路的税收也都超额，这是个好办法。我在三司时，正想研究探讨，恰好遇到调任，没有实现这个建议。
延州故丰林县城，赫连勃勃所筑，至今谓之赫连城，紧密如石，■之皆火出。其城不甚厚，但马面极长且密，予亲使人步之，马面皆长四丈，相去六七丈。以其马面密则城不须太厚，人力亦难攻也。予曾亲见攻城，若马面长，则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则矢石相及，敌人至城下，则四面矢石临之。须使敌人不能到城下，乃为良法。今边城虽厚，而马面极短且疏，若敌人可到城下，则城虽厚，终为危道。其间更多刓其角，谓之“团敌”，此尤无益。全藉倚楼角以发矢石，以覆护城脚，但使敌人见备处多，则自不可存立。赫连之城，深可为法也。
延州旧丰林县城，是赫连勃勃修筑的，至今还叫赫连城。城筑得紧，像石头一样，用刀砍它都有火花进出。那城墙不很厚，但它的马面很长又很密。我亲自派人去丈量过，马面都长4 丈，相距6、7 丈。因为马面修得密，城墙就不必太厚，人力也很难攻打。我曾亲眼见过攻城，如果马面长就可以反过来射击城下进攻的敌人，加上马面密就可以射箭和投石相交，敌人到了城下，那四面的箭和石头就落到他们身上。要使敌人不能到城下，才是最好的办法。如今边城城墙虽然厚，但马面很短又很稀，假如敌人可以到达城下，那么城墙即使厚，终究是危险的事。这些马面又有很多被削掉了角，称为“团敌”，这尤其没有益处。守城的人完全靠依凭楼角来投射箭和石，以保护城墙墙脚。只要使敌人防备的地方多，他们就无处藏身。赫连这样的城墙，十足可以成为范例。
刘晏掌南计，数百里外物价高下，即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予在三司时，尝行之于东南。每岁发运司和籴米于郡县，未知价之高下，须先具价申禀，然后视其贵贱，贵则寡取，贱则取盈，尽得郡县之价，方能契数行下，比至则粟价已增，所以常得贵售。晏法则令多粟通途郡县，以数十岁籴价，与所籴粟数高下，各为五等，具籍于主者（今属发运司），粟价才定，更不申禀，即时廪收，但第一价则籴第五数，第五价则籴第一数，第二价则籴第四数，第四价则籴第二数，乃即驰递报发运司。如此粟贱之地，自籴尽极数；其余节级，各得其宜，已无极售。发运司仍会诸郡所籴之数计之，若过于多，则损贵与远者；尚少，则增贱与近者。自此粟价未尝失时，各当本处丰俭，即日知价，信皆有术。
刘晏掌管国家财政，几百里外物价的高低，当天就知道了。有人赞扬刘晏的一件事，我在三司的时候，曾经把他的做法在东南一带推行。每年发运司从郡县征购粮食，并不知道粮价高低，要各地先将价格呈报，再根据价格的贵贱，贵就少买，贱就多购。只有收齐了各地价格后，才能定下数量发下执行。等到公文发到时粮价已经上涨，所以常常高价买进。刘晏的方法是让产粮多、交通便利的郡县，把几十年价格的高低和所购粮食数量的多少，各分为五等，详细地登记造册上交主管机关（现在属发运司管辖）。粮价刚一确定，不再向上报告，即时开仓收粮。只要是第一等价格的就按第五等数收购，第五等价格的就按第一等数收购，第二等价格的就按第四等数收购，第四等价格的就按第二等数收购。同时派人将收购数量迅速报告发运司。这样，粮价低的地方自然收购到最大数量，其他各种粮价的地方也收购到适当的数量，就不会有不合理的收购。发运司还要综合各郡县收购的数量安排计划，如果收购过多，就减少价格高和路远地方的收购量；如果还少，就增加价格低和路近地方的收购量。从此以后，掌握粮价再也不会贻误时机，各自与本地粮食收成的好坏相适应，当天就知道价格。这确定是好办法。
旧校书官多不恤职事，但取旧书以墨漫一字，复注旧字于其侧，以为日课。自置编校局，只得以朱围之，仍于卷末书校官姓名。
从前的校书官大多不熟悉职责，只是拿来旧书用墨涂掉个把字，再在旁边注上原来的字，把这作为每天的工作。从设立编校局开始，只能用红笔圈字，还得在卷末写上校书官的姓名。
五代方镇割据，多于旧赋之外，重取于民。国初悉皆蠲正，税额一定，其间或有重轻未均处，随事均之。福、歙州税额太重，福州则令以钱二贯五百折纳绢一匹，歙州输官之绢止重数两；太原府输赋全除，乃以减价籴祟补之。后人往往疑福、歙折绢太贵，太原折米太贱，盖不见当时均赋之意也。
五代时藩镇割据，大多在原来税收之外，再向百姓搜刮。本朝初年全部免去、改正，税额一次就定下来，其中可能有轻重不等的地方，就根据情况平衡一下。福州和歙州税额太重，福州就规定用两贯500 钱折合缴纳1 匹绢，歙州缴给官府的绢只有几两重。太原府要送交的税全部免了，只用减价买卖的方式补上。后人往往怀疑福州、歙州析合成绢太贵，太原折合成米又太贱，那是看不到当时均衡税收的本意吧。
夏秋沿纳之物，如盐麹钱之类，名件烦碎。庆历中，有司建议并合归一名，以省帐钞。程文简为三司使，独以谓仍旧为便，若没其旧名，异日不知，或再敷盐麹，则致重复。此亦善虑事也。
夏秋两季按例缴纳的钱物，如盐曲钱之类，名称种类琐细。庆历年间，主管部门建议合并归到一个名目下，以便简省记帐的麻烦。程琳担任三司使时，偏偏认为还按老办法要方便些，假如取消了原来的名目，以后并不清楚了，可能又会加上盐曲之类，那会引起重复收税。这也是善于考虑事理啊。
近岁邢、寿两郡各断一狱，用法皆误，为刑曹所驳。寿州有人杀妻之父母昆弟数口，州司以不道缘坐妻子，刑曹驳曰：“殴妻之父母，即是义绝，况其谋杀，不当复坐其妻。”邢州有盗杀一家，其夫妇即时死，唯一子明日乃死，其家财产户绝，法给出嫁亲女。刑曹驳曰：“其家父母死时，其子尚生，时产乃子物。出嫁亲女，乃出嫁姊妹，不合有分。”此二事略同，一失于生者，一失于死者。
近年来邢、寿两郡分别审判一件案子，运用刑法都有失误，被刑曹驳回。寿州有人杀了妻子的父母兄弟几个人，州里主管以大逆不道牵连到他的妻子。刑曹驳回说：“打杀妻子的父母，就是恩义断绝，何况他是谋杀，不应该再牵连他的妻子。”邢州有一个盗贼杀一家人，那夫妇二人当时就死了，只有一个孩子第二天才死，州里主管按照户绝法把他家的财产给出嫁了的亲生女儿。刑曹驳回说：“这一家父母死的时候，那儿子还活着，这个时候财产是他儿子的了。出嫁了的亲生女儿，就是他的出嫁了的姐妹，不应该得到。”这两件事大体相同，一个错在活着的人，一个错在死了的人。
深州旧治靖安，其地碱卤，不可艺植，井泉悉是恶卤。景德中，议迁州，时傅潜家在李晏，乃奏请迁州于李晏，今深州是也。土之不毛，无以异于旧州，盐碱殆与土半，城郭朝补暮坏；至于薪刍，亦资于他邑。唯胡卢水粗给居民，然原自外来，亦非边城之利。旧州之北，有安平、饶阳两邑，田野饶沃，人物繁庶，正当徐村之口，与祁州、永宁犬牙相望。不移州于此，而恤其私利，亟城李晏者，潜之罪也。
深州故城在靖安，这个地方盐碱很重，不能种植庄稼，连井水、泉水都是苦的。景德年间，讨论迁移深州古城，当时，傅潜家在李晏，就上书皇帝请求把深州迁到李晏，就是现在的深州。这里的土地不长庄稼、草木，与旧的州城没有什么区别，盐碱与土地差不多各占一半，城墙早晨修补晚上就垮了，至于柴草，也要靠外县供应。只有胡卢河水勉强可以供居民食用，但水源来自城外，这对边城也是很不利的。旧州城北面有安平、饶阳两县，土地肥沃，人口众多，还处在通往徐村的要道上，与祁州、永宁如犬牙交错之势，可以互相照应。不把州城迁到这里，而顾念私利，匆忙地迁到李晏，这是傅潜的罪过。
律云：“免官者，三载之后，降先品二等叙。免所居官及官当者，期年之后，降先品一等叙。”降先品者，谓免官二官皆免，则从未降之品降二等叙之；免所居官及官当止一官，故降未降之品一等叙之。今叙官乃从见存之官更降一等者，误晓律意也。
法律条文规定：“免除官职的人，三年以后，在原来品级上降低两等起用；免除担任的职务及降级抵当徒刑的人，一年以后，在原来品级上降低一等起用。”降先品，指的是免官时职务、官阶都免了，就从没有降的品级下降二等起用；免除担任的职务及只降一级官阶抵当徒刑的人，就从那没有降的品级降一等起用。现在起用官员却从现有的官级上再降一等，是误解了法律的意思。
律累降虽多，各不得过四等。此止法者不徒为之，盖有所碍，不得不止。据律，更犯有历任官者仍累降之，所降虽多，各不得过四等。注：“各谓二官各降，不在通计之限。”二官谓职事官、散官、卫官为一官，勋官为一官。二官各四等，不得通计，乃是共降八等而止。予考其义，盖除名叙法，正四品于正七品下叙，从四品于正八品上叙，即是降先品九等，免官官当若降五等，则反重于除名，此不得不止也。此律今虽不用，然用法者须知立法之意，则于新格无所抵梧。予检正刑房公事日，曾遍询老法官，无一人晓此意者。
法律规定连降的官级即使多，分别不得超过4 等。这种有下限的规定不光是规定一下，是有所顾忌，不得不有个下限。根据法律，犯官另外有历任官职的仍然连降，降级即使多，分别不得超过4等。注释：各，指官职、官阶分别降级，不在打通一起计算的限制之内。二官指职事官、散官、卫官为一官，勋官为一官。二等各降4 等，不能打通一起计算，那样是共降8 等才止住。我研究它的含义，被除名以后再起用的办法是，正四品在正七品下起用，从四品在正八品上起用，就是在原来品级上降了9 等。免除官职、降级抵当徒刑假如各降5 等，那反而比除名还重了，这就不得不有个下限。这种法律规定现在虽然不用，但执法者应该了解立法的本意，那就与新的规定没有抵触了。我担任检正刑房公事的时候，曾经一一询问老法官，竟没有一个明白这一层意思的。
边城守具中有“战棚”，以长木抗于女墙之上，大体类敌楼，可以离台，设之，顷刻可就，以备仓卒城楼摧坏，或无楼处受攻，则急张战栅以临之。梁侯景攻台城，为高楼以临城，城上亦为楼以拒之。使壮士交槊斗于楼上，亦近此类。预备敌人，非仓卒可致。近岁边臣有议，以谓既有敌楼，则战棚悉可废省，恐讲之未熟也。
边城的防守设施中有一种战棚，用长木头架在墙垛上，大体上像城楼那样。可以拆卸与安装，安装时顷刻之间就能完成，用来防备城楼突然被摧毁，或者没有城楼的地方受到进攻，就迅速装起战棚对付敌人。梁代侯景进攻台城时，就搭起高战楼靠近城墙，城上也搭一座战楼来抵御，派勇士在楼上交战，这是近似战棚一类的东西。防御敌人的进攻，不是勿促间可以准备好的。近年来驻守边城防地的官员有一种议论，认为既然有了城楼，那战棚就可以废除了，恐怕这种说法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吧。
鞠真卿守润州。民有斗殴者，本罪之外，别令先殴者出钱以与后应者。小人靳财，兼不愤输钱于敌人，终日纷争，相视无敢先下手者。
鞠真卿当润州知州时，百姓中有打架的人，在判打架斗殴罪之外，另外要先动手打人的出钱给后动手的。那些人格低下的吝惜钱财，更不甘心拿钱给敌手，一天到晚吵吵闹闹，互相瞪着眼，没有人敢先动手。
曹州人赵谏尝为小官，以罪废，唯以录人阴事，控制闾里，无敢连其意者，人畏之甚于寇盗，官司亦为其羁绁，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员外郎谢涛知曹州，尽得其凶迹，隶系有司，具前后巨蠹状奏列，章下御史府按治，奸赃狼籍，遂论弃市，曹人皆相贺。因此有告不干己事法，著于敕律。
曹州人赵谏曾经做过小官，因为犯了罪被撤了职，只好靠记录别人的隐私来控制乡里，没有敢违背他的心意的，人们怕他超过了怕匪徒盗贼，官府也被他控制，一举一动都要看他的脸色。兵部员外郎谢涛任曹州知州时，充分了解了他的劣迹，把他抓起来关到牢里，详细整理他前前后后大的危害情况呈报，奏章又发到了御史府按察处处理。赵谏犯罪贪财多得不得了，就被处杀头，曹州人都互相庆贺。因此有了把“告不干己事法”明明白由地写进诏令的事。
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
通过驿站传递文件的方法过去有三种，即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快，每天行走400 里，只有发生战争时才用这一种。熙宁年间，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像古代的栩檄那样。在木牌上刷上红漆再写黄金色的字，光耀眩目，经过的时候如飞电一般，看见的人没有不躲避让路的，每天可走500 里。有战前机要必须尽快处理的，就从皇帝处发下这种金字牌，就是三省、枢密院也不能参与。
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竟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竟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徒，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泽也。
皇祐二年，吴中发生大饥荒，饿死者的尸体遍布路上。这时范仲淹主管浙西，调发国家粮食并募集民间所存钱物来赈济灾民，方法极为完备。吴中百姓喜欢比赛划船，爱好做佛事，范仲淹就鼓励百姓比赛龙舟，太守每天出游到西湖上宴饮，从春天到夏天，居民都出外游玩。范仲淹又召集各佛寺的主持，告知他们说：“灾荒年间工价最低廉，可以大兴土木工程。”于是各寺院的修建工程都很兴盛。他又修建仓库和官员宿舍，每天动用工匠一千多人。监察机关弹劾杭州长官不体恤荒政，嬉戏游乐而无节制，以及官府、私家大修房舍，伤耗民间财力。范仲淹于是自己草拟奏章，申述宴饮游乐以及兴修房舍的原因，是要调出民间有余的钱财，来救济贫困的人。从事贸易、饮食、工匠、民夫一类的人，仰仗官府、私家过活的，每天大概有几万人。救济灾荒的措施，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这一年两浙路灾区只有杭州平静无事，百姓没有流亡的，这都是范文正公的恩惠啊！饥荒年岁动用司农寺粮仓的粮食赈济灾民，募集民间财力为地方兴利，近年来已定为法令。这种措施，既赈救了饥荒，又趁此机会为民间兴利，这真是古圣先王的美德啊。
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运粮不但多费，而势难行远。予尝计之，人负米六斗，卒自携五日干粮，人饷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食日二升，二人食之，十八日尽；）若计复回，只可进九日。二人饷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米一石二斗，三人食日六升，八日则一夫所负已尽，给六日粮遣回，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若计复回，止可进十三日。（前八日日食六升，后五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八升，减一夫，给四日粮；十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减一夫，给九日粮；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计复回止可进十六日（前六日半日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后十一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放回运夫须有援卒，缘运行死亡疾病，人数稍减，且以所减之食，准援卒所费）运粮之法，人负六斗，此以总数率之也。其间队长不负、樵汲减半，所余皆均在众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负之米，又以均之，则人所负，常不啻六斗矣。故军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饷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运之，则驼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比之人运，虽负多而费寡，然刍牧不时，畜多瘦死，一畜死，则并所负弃之，较之人负，利害相半。
凡是行军作战，如何从敌方取得粮食，是最急要的事情。自己运粮不仅耗费大，按情势说也难得运好远。我曾经计算过，一个民伕背6 斗米，一个士兵自带5 天的干粮，如果一个民伏供养一个士兵，去一次可吃18 天。6 斗米，每人每天吃2 升，两个人吃，18 天吃完。假如计算回程，只可以前进9 天。两个民伕供应一个士兵，去一次可吃26 天。1 石2 斗米，3 个人每天吃6 升，过了8 天一个民伕背的粮食就已吃光，再给他6 天的粮食返回。后面的18 天，两个人吃，每天4 升，还要加上他们自带的干粮。假如算上回程，只可以前进13 天。前8 天每天吃6 升，后5 天加上回程，每天吃4 升，还要加上他们自带的干粮。3 个民伕供应一个士兵，去一次可吃31 天。1 石8 斗米，前6 天半4 个人吃，每天8 升。回去一个民伕给4 天粮食。中间7 天3 人吃，每天6 升。又回去一个民伕，给9 天粮食。后面18 天，两个人吃，每天4 升，还要加上他们自带的干粮。算上回程，只可以前进16 天。前6 天半，每天吃8 升；中间7 天，每天吃6 升；后面两天半加上回程，每天吃4 升，还要加上他们自带的干粮。3 个民伕供应一个士兵，已经到最大限度了。如果出兵10 万人，其中运送辎重的人员占1/3，能参加驻防和作战的只有7 万人，要用30 万人运粮，此外很难再增加了。返回的运粮民伕还要有援兵，沿途运粮还有死亡、生病的，人数会逐渐减少，暂且把省下的粮食来准备援兵需要。运粮的规定，每个民伕背6 斗，这是参照总数平均估算的数字。他们中队长不背粮，炊事人员只背一半，他们没有背的部分全部平均分给所有民伕，再加上死亡、生病的，这些人背的米又全部平均分摊，那么，每个民伕所背的，常常不止6 斗了。所以军队里不容许有吃闲饭的人。一个人吃闲饭，要两三个人供应他，还可能不够。假如用牲畜来运送，那骆驼可以驮3 石，马、骡驮1 石5 斗，驴1 石，比起人力运送，虽然背负得多而花费较少，但喂草放牧不及时，牲畜大多会消瘦病死。一头牲畜死了，那就得连同它所驮的粮食一起丢掉，比起用人来背，利害各占一半。
忠、万间夷人，祥符中尝寇掠，边臣苟务怀来，使人招其酋长，禄之以券粟。自后有效而为之者，不得已，又以券招之。其间纷争者，至有自陈，若某人才杀掠若干人，遂得一券，我凡杀兵民数倍之多，岂得亦以一券见给？互相计校，为寇甚者则受多券。熙宁中会之，前后凡给四百余券，子孙相承，世世不绝。因其为盗，悉诛锄之，罢其旧券，一切不与。自是夷人畏威，不复犯塞。
忠、万一带的少数民族，在大中祥符年间曾来抢劫，边防官员随随便便地尽力招来，派人叫来他们的酋长，把领取粮米的字据给他。从此以后有照着这样抢劫的，官府不得已，又用字据引他来。
他们中有发生争执的，甚至有人自己说出来：“像某人才杀、抢多少人，就得到一张字据，我总共杀了兵士、百姓有他几倍之多，怎么也只给我一张字据呢？”他们互相比较，认为抢劫得厉害的就要多拿这样的字据。到熙宁年间一算账，前后一共给了400 多张字据，子孙相继，代代不断。根据他们是盗匪这一点，全部铲除了他们，取消了那些老的字据，什么也不给了。从此这些少数民族畏惧威严，不再侵犯边防地区。
庆历中，河决北都商胡，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锡亲往董作。凡塞河决，垂合，中间一埽，谓之“合龙门”，功全在此。是时屡塞不合，时合龙门埽长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献议以谓：“埽身太长，人力不能压，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断，而绳缆多绝。今当以六十步为三节，每节埽长二十步，中间以索连属之。先下第一节，待其至底；方压第二、第三。”旧工争之，以为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断漏，徒用三节，所费当倍，而决不塞。”超谓之曰：“第一埽水信未断，然势必杀半。压第二塌，止用半力，水纵未断，不过小漏耳。第三节乃平地施工，足以尽人力。处置三节既定，即上两节自为浊泥所淤，不烦人功。”申锡主前议，不听超说。是时贾魏公帅北门，独以超之言为然，阴遣数千人于下流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决愈甚，申锡坐谪。卒用超计。商胡方定。
庆历年间，黄河在大名府商胡埽决堤，很久没能堵住，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锡亲自去督促施工。通常堵塞河堤决口，都在将要合拢的地方安放中间一节埽，称为“合龙门”，工程的成败全在于此。当时多次堵口都没有合龙。那时合龙门的埽长60 步，有一个叫高超的河工建议，认为埽身太长，人力不能压下去，埽不能沉到水底，所以不能截断河中流水，而绳缆大多被拉断了。现在应当把60 步的埽分成3 节，每节埽长20 步，中间用绳索连接起来。先压下第一节，等它到底后再压第二、第二节。老河工竭力争辩，认为不行，说：“20 步长的埽不能塞住水的渗漏，白费了3 节埽，所用的人力物力会多要一倍，而决口还是堵不住。”高超对他们说：“压下第一节埽确实不能断流，但水势必然减弱一半。压下第二节埽，只要用一半力气就够了，即使水流还没有截断，也不过是小的渗漏罢了。压第三节埽是平地施工，可以充分发挥人的力量。三节埽都安放好了，前两节自然就会被泥沙淤填，用不着再耗费人力了。”郭申锡主张用老办法，不肯采用高超的建议。当时贾魏公任大名府主帅，只有他认为高超的说法是正确的，暗地里派遣几千人到下游去捞取冲下去的埽。按照老办法做埽果然被冲走，河堤决口反而更加扩大，郭申锡因此被降职。后来还是采用了高超的办法，商胡埽决堤才被堵住。
盐之品至多，前史所载，夷狄间自有十余种，中国所出，亦不减数十种。今公私通行者四种：一者“末盐”，海盐也，河北、京东、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福建、广南东西十一路食之。其次“颗盐”，解州盐泽及晋、绛、潞、泽所出，京畿、南京、京西、陕西、河东、褒、剑等处食之。又次“井盐”，凿井取之。益、梓、利、夔四路食之。又次“崖盐”，生于土崖之间，阶、成、凤等州食之。唯陕西路颗盐有定课，岁为钱二百三十万缗。自余盈虚不常，大约岁入二千余万缗。唯未盐岁自抄三百万，供河北边籴，其他皆给本处经费而已。缘边籴买仰给于度支者，河北则海末盐，河东、陕西则颗盐及蜀茶为多。运盐之法，凡行百里，陆运斤四钱，船运斤一钱，以此为率。
盐的种类很多，过去的史书记载，周围少数民族地区就有10 多种。中原产的盐，也不少于几十种。现在官营、私营的有4 种：一种是“末盐”，就是海盐。河北、京东、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福建、广南东西等11 路的人食用。其次是“颗盐”，解州盐泽及晋州、绛州、潞州、泽州等地出产，京畿、南京、京西、陕西、河东、褒、剑等地的人食用。再次是“井盐”，是打井开采出来的，益州、梓州、利州、夔州4 路的人食用。还有一种是“崖盐”，是在土崖之间出产的，阶州、成州、凤州等地的人食用。只有陕西路的颗盐有税收的定额，每年的税款是230 万贯。除此以外税额多少不一，大约一年的税收是2000 多万贯。只有末盐税每年从中提取300 万，供河北边防地区买粮，其他地区的盐税都给本地作经费使用。沿边地区买粮食的钱要靠中央财政机构支付，河北路就用官卖海盐的收入，河东、陕西两路则以池盐和蜀茶的税收为主。运盐的方法，凡是走100 里，陆运每斤收4 文，船运每斤1 文，以此作为收费标准。
太常博士李处厚知庐州慎县，尝有殴人死者，处厚往验伤，以糟胾灰汤之类薄之，都无伤迹，有一老父求见，曰：“邑之老书吏也，知验伤不见其迹，此易辨也，以新赤袖伞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尸，其迹必见。”处厚如其言，伤迹宛然。自此江、淮之间，官司往往用此法。
太常博士李处厚任庐州慎县县令时，曾有参与打架致死的，李处厚去验伤，把用酒腌过的肉和灰汤一类的东西贴在尸体上，都没有见到伤痕。有一个老大爷求见，说：“我是县里的老书吏，听说您验伤没有发现伤痕，其实这容易分辨。用新红油伞在中午时盖在尸体上，再把水浇到尸体上，那伤痕一定会显现出来。”李处厚照他说的那样一做，伤痕就清楚地出现了。从此江、淮一带官府往往用这个办法验伤。
钱塘江，钱氏时为石堤，堤外又植大木十余行，谓之“滉柱”。宝元、康定间，人有献议取滉柱，可得良材数十万，杭帅以为然，既而旧木出水，皆朽败不可用，而滉柱一空，石堤为洪涛所激，岁岁摧决。盖昔人埋柱，以折其怒势，不与水争力，故江涛不能为害。杜伟长为转运使，人有献说自浙江税场以东，移退数里为月堤，以避怒水。众水工皆以为便，独一老水工以为不然，密谕其党曰：“移堤则岁无水患，若曹何所衣食？”众人乐其利，乃从而和之。伟长不悟其计，费以巨万，而江堤之害，仍岁有之。近年乃讲月堤之利，涛害稍稀，然犹不若幌柱之利，然所费至多，不复可为。
钱塘江在吴越国钱氏时修筑了石堤，堤外又竖起十几行大木柱，叫做“滉柱”。宝元、康定年间，有人提议把滉柱取出来，这可以得到几十万很好木材。杭州的主帅认为这主意好。不久，旧木柱从水中取出来，全都朽烂不能用了；而滉柱一经取空，石堤被波涛冲击，年年都被摧垮。大概前人埋滉柱是为了减弱浪涛的猛势，使石堤不直接受到潮水冲击，因此江涛不能为害。杜伟长任转运使时，有人提议从浙江盐场以东，退后几里修筑一道半月形石堤，以便避开汹涌的潮水。大多数水工都认为这个办法可行，只有一个老水工认为不可，暗暗地告诉他的同伴说：“移修堤坝每年就没有水患了，你们靠什么穿衣吃饭？”众人都乐于自身得到的利益，就跟随着附和他的主张。杜伟长没有察觉他们的计谋，花费了上万的巨款，而江堤溃决的灾害仍年年发生。近年来才考虑到月堤的好处，修了月堤后江涛的危害渐有减小，但是还不如立幌柱的办法好。可是滉柱花费钱财太多，不可能再修建了。
陕西颗盐，旧法官自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二百斤，任其141 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般运之劳。异日辇车牛驴以盐役死者，岁以万计，冒禁抵罪者、不可胜数，至此悉免。行之既久，盐价时有低昂，又于京师置都盐院，陕西转运司自遣官主之。京师食盐斤不足三十五钱，则敛而不发，以长盐价；过四十，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使盐价有常，而钞法有定数。行之数十年，至今以为利也。
陕西颗盐，以前的制度都是官府自己搬运，设置机构管理运输和买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开始创立凭钞运销食盐的制度，规定商人在边郡交4 贯800 文钱买一张盐票，凭票到解池领盐200 斤，由他自行出卖。把得到的钱充实边塞的府库，也省了数十郡人民搬运的劳役。从前驾车的牛驴死于运盐的，一年达上万头，犯了禁卖私盐的罪名而受到征罚的人不知有多少，到这时一切都解脱了。实行这个制度的时间长了，盐价时高时低，又在京都设立掌管盐务的机关，由陕西转运司派官去管理。京城中食盐，每斤卖不到35 文时，就收集起来不发卖，这样来提高盐价；超过40 文时，就大量发售库存盐压价，防止盐商高价谋利。使盐价稳定，而发行盐票也有定额。这种制度实行了几十年，到现在还认为有利。
河北盐法，太祖皇帝尝降墨敕，听民间贾贩，唯收税钱，不许官榷。其后有司屡请闭固。仁宗皇帝又有批诏云：“朕终不使河北百姓常食贵盐。”献议者悉罢遣之。河北父老，皆掌中掬灰，藉火焚香，望阙欢呼称谢。熙宁中，复有献谋者，予时在三司，求访两朝墨敕不获。然人人能诵其言，议亦竟寝。
河北盐业专卖法，太祖皇帝曾经发出亲笔签署的诏令，听任民间商人贩卖，只收税钱，不允许官府专卖。这以后有关部门多次请求关闭私营盐业。仁宗皇帝又批下诏书说：“我最终都不会让河北的百姓常吃高价盐。”提建议的人全都被遣散了。河北父老都在手中捧着灰，点火焚香，遥望京城欢呼感谢。熙宁年间，又有提出这样建议的。我当时在三司，寻求两朝皇帝的亲笔诏书都没有找到，但人人能够背出其中的话，那种提议也就停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