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初，三岁郊祀，士大夫皆迁秩。真宗即位，孙何力陈其滥，乞罢迁秩之例，仍命有司考其殿最，临轩黜陟，咸平四年四月，方颁行。自后士大夫循转颇艰。
国初，进士科场尚宽，礼闱与州郡不异。景德二年七月甲戍，礼部贡院言：“举人除书案外，不许将茶厨、蜡烛等入；除官韵外，不得怀挟书策，犯者扶出，殿一举。”其申严诚是也。而元丰贡院之火，死者甚众，则是法不行也。
又试场所问本经义疏，不过记出处而已，如吕申公试卷问：“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也”答曰：“对‘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人也义’，谨对。”试卷不誊录，而考官批于界行之上，能记则曰“通”，不记则曰“不”，十问之中四通，则合格矣。其误记者，亦只书曰“不”，而全不能记，答曰“对未审，谨对”。虽已封弥，而兼采誉望，犹在观其字画，可以占其为人，而士之应举者，知勉于小学，亦所以诱人为善也。自誊录之法行，而字画之缪或假手于人者，肆行不忌，人才日益卑下矣。行卷之礼，人自激昂以求当路之知。其无文无行乡闾所不齿，亦不敢妄意于科举，使古意尚存，则如章子厚者，岂容其应进士举乎
旧制，进士首选同唱第，人皆自备钱为鞍马费，而京师游手之民，亦自以鞍马候于禁门外，虽号廷魁，与众无以异也。大中祥符八年二月戊申，诏进士第一人，金吾司差七人导从，两节前引，始与同列特异矣。
进士考试差官属之转运使，惟许本路差官。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乙卯，诏本路阙人即报邻路差。
纳粟补官，国初无。天禧元年四月，登州牟平县学究郑河，出粟五千六百石振饥，乞补弟巽。不从。晁迥、李维上言，乞特从之，以劝来者，丰稔即止。诏补三班借职（今承信郎）。自后援巽例以清者，皆从之。然州县官不许接坐，止令庭参。熙宁元年八月，诏给将作监主簿、斋郎、助教牒，募民实粟于边。此古人募民实粟塞下遗意也。因记淳熙间，诏以旱故募出粟拯民，二千石补初品官，而龙舒一郡应格者数人，郡以姓名来上，孝宗皇帝疑而不与，仲父轩山先生力谏，以为失信于人，恐自后歉岁无应募者，孝宗亟从之，已而应募者众。
旧制，朝臣、监司因事谪官，多为监当，虽在贬所，犹以前任举官，言者以为无以示贬抑之意。天禧元年五月壬戍，始制因罪监当，不得举官充知县，朝臣不得举本州幕职官。前朝贬谪虽重。叙用亦骤，未闻其黜免而置之闲地也。王安石一时私意，贻害无穷，罪不胜诛，国犹为其所误，而况士大夫乎
国初，士大夫俸入甚微，簿、尉月给三贯五百七十而已，县令不满十千，而三分之二又复折支茶、盐、酒等，所入能几何。所幸物价甚廉，粗给妻孥，未至冻馁，然艰窘甚矣。景务三年五月丙辰，诏：“赤、畿知县，已令择人，俸给宜优。自今两赤县，月支见钱二十五千，米麦共七斛。畿县七千户以上，朝官二十千、六斛，京官二十千、五斛；五千户以上，朝官二十千、五斛，京官十八千、四斛；三千户以上，朝官十八千，京官十五千、米麦四斛；三千户以下，京官钱十二千、米麦三斛。”是时已为特异之恩。至四年九月壬申，诏曰：“并建庶官，以厘庶务，宜少丰于请给，以各励于廉隅。自今文武，宜月请折支，并给见钱六分，外任给四分。”而惠均覃四海矣。
旧制，士人与编氓等。大中祥符五年二月，诏贡举人曾预省试，公罪听收赎，而所赎止于公罪徒，其后私罪杖亦许赎论。
唐朝职掌，因五季之乱遂至错乱，或废不举。给事中掌封驳，不可一日无，皇朝淳化四年，太宗皇帝推考废职始于唐末，乃命魏庠、柴成务同知给事中，未几，隶银台、通进司为封驳司。真宗咸平四年七月，吏部侍郎、知封驳司陈恕乞铸印，命取门下印用之，因改其名为门下封驳司。
国初，五品以上任子，有陈乞摄太祝者，虽班初品选人下，然不一二年，经营巧求，即同正员，是与侍从奏补无以异也。至道二年四月乙未，太宗皇帝深惩其弊，乃诏五品以上任子，悉同学究出身，不许慑太祝。自后京选判然，巧求者无所容其奸。
应伎术官不得与士大夫齿，贱之也。至道二年正月，申严其禁，虽见任京朝，遇庆泽只加勋阶，不得拟常参官。此与书学、画学、算学、律学并列，于文武两学者异矣。
王师初下广南，北人畏瘴疠，无敢往者，虽武臣亦惮之。后有武臣自广南替回，陈乞免短使者，铨部以闻。大中祥符八年七月辛亥，始诏三班使臣任广南差遣，替回并免短使。遂以为制。
祖宗立国之初，崇尚俭素，金银为服用者鲜，士大夫罕以侈靡相胜，故公卿以清节为高，而金银之价甚贱。至东封西祀，天书降，天神现，而侈费浸广，公卿士大夫是则是效，而金银之价亦从而增。故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乙巳，真宗皇帝览三司奏乏银支用，问辅臣曰：“咸平中银两八百，金两五千，今何增踊如此”然不知是时其价若干也。盖上以为重则下竞趋之，求之者多，则价不得不踊。咸平距祥符十数年间，世变已如此，况承平日久，侈费益甚，沿袭至于宣、政之间乎是宜价日增而未已也。
国初沿江置务收茶，名曰榷货务，给卖客旅如盐货，然人不以为便。淳化四年二月癸亥，诏废沿江八处，应茶商并许于出茶处市之。未几，有司恐课额有亏，复请于上。六月戊戌，诏复旧制。六飞南渡后，官不能运致茶货，而榷货务只卖茶引矣。
皇朝吏铨不曰尚书吏部，而曰考课院，其上著京朝官、幕职、州县官以别之。淳化四年二月丙戌，诏改考课京朝官院为审官院，考课幕职、州县官院为考课院，而总谓之流内铨云。
唐有理匦使，五代以来无闻。太宗皇帝淳化三年五月辛亥，诏置理检司，以钱若水领之。其后改曰登闻院，又置鼓于禁门外，以达下情，名曰鼓司。真宗景德四年五月戊申，诏改鼓司为登闻鼓院，登闻院为检院，应上书人并诣鼓院，如本院不行，则诣检院，以朝官判之。判院之名始于此。
大理寺奏案，刑部审复，奏而行之，太宗皇帝虑刑部、大理寺吏舞文巧诋，特置审刑院于禁中，以李昌龄为之，中覆，下丞相必又以闻，始论决。淳化二年八月己卯，诏行之。谨重人命如此。自官制改，并归刑部，不复有中覆矣。
唐百官入阁有待制次对官。德宗兴元中，日令常参官三两人奏事。后唐天成中，废待制次对官，五日一次内殿百官转对，长兴二年停。晋天福七年复。汉乾二年，陶奏罢之。淳化二年十一月丙申，太宗皇帝再复旧制，诏百官次对，每日两次。
诸州贡士，国初未有限制，来者日增。淳化三年正月丙午，太宗命诸道贡举人悉入对崇政殿，凡万七千三百人。时承平未久也，不知其后极盛之时，其数又几倍也。
世有恶少无赖之人，肆凶不逞，小则赌博，大则屠牛马、销铜钱，公行不忌。其输钱无以偿，则为穿窬，若党类颇多，则为劫盗纵火，行奸杀人，不防其微，必为大患。淳化二年闰二月己丑，诏：“相聚蒲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私销铜钱为器用，并令开封府严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处斩，引匿不以闻与同罪。”所以塞祸乱之源，驱斯民纳之善也。其后刑名寝轻，而法不足以惩奸，犯之者众。尝怪近世士大夫，莅官视此三者为不急之务，知而不问者十尝七八，因诉到官有不为受理者，是开盗贼之门也，毋乃不思之甚乎。
皇朝以孝治天下，笃厚人伦，子之出继他位者，得封赠其本生父母，此前所未闻也。李为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集贤殿学士，叔母谢氏，故陈留郡君，是臣本生父母，臣不报罔极之恩，为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与追荣。”太宗皇帝嘉之，淳化四年二月乙丑，诏赠超为太子太师，谢氏郑国太夫人。然此犹因有请而从之也。至真宗天禧元年八月辛未，诏文武升朝官，父不在，无嫡母、继母者，许叙封本生父母。则四海之内均沾宠惠，虽于古礼违悖，亦忠厚之至也。
士大夫之家，不幸出妻，为之子者，非其亲生，犹可不服，苟其所亲生，而视之恝然，则非人类矣。张永德父颖，先娶马氏，生永德，为颖所出。永德知邓州，于州廨作二堂，左继母刘氏居之，右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于继母。永德事二母如一人，无间言。时大臣母妻皆得入谒，刘氏存日，马不敢同入禁中；刘氏卒，马始得入谒。太宗劳问嘉叹，封莒国太夫人。此可为人子事出母之法。仁宗景三年九月，集贤校理郭稹乞为嫁母服，诏两制、御史、太常寺、礼院议。诏自今并许解官申心丧。
前代名贤之后，累经褒表最显著者四人：一曰狄梁公仁杰，二曰张曲江公九龄，三曰段太尉秀实，四曰郭汾阳王子仪。真宗景德三年正月丙戌，张公九世孙元吉诣阙，献明皇墨迹并张公写真告身，诏以为韶州文学。大中祥符四年八月丙辰，以段公孙亮为三班借职。仁宗天圣六年七月，张公九世孙锡，又以公告身并明皇批答来献，补试国子四门助教。庆历三年三月壬辰，诏以狄公孙华州明法狄国宾为本州助教。四年正月丙戌，以郭公裔孙元亨为永兴军助教。元丰五年四月，复以段公八世孙文酉为陇州助教。复其家。国家非靳一命于先贤也，谨惜名器，虽贤者犹尔，况亵用之乎。
咸平、景德以后，粉饰太平，服用浸侈，不惟士大夫之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议者病之。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诏：“金箔、金银线、贴金、销金、间金、蹙金线装贴什器土木玩之物，并行禁断。非命妇不得以金为首饰。许人纠告，并以违制论。寺观饰塑像者，赍金银并工价，就文思院换易。”四年六月，又诏：“宫院、苑囿等，止用丹白装饰，不得用五彩。皇亲士庶之家，亦不得用。春幡胜除宣赐外，许用绫绢，不得用罗，诸般花用通草，不得用缣帛。”八年三月庚子，又诏：“自中宫以下，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应销金、贴金、缕金、间金、ρ金、圈金、解金、剔金、捻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阑金、盘金、织金金线，皆不许造。”然上之所好，终不可得而绝也。仁宗继统，以俭朴躬行，于庆历二年五月戊辰，申严其禁，上自宫掖，悉皆屏绝，臣庶之家，犯者必置于法。然议者犹有憾，以为有未至焉。自是而后，此意泯矣。
真宗皇帝东封西祀，思显先烈，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乙卯，诏升应天府为南京，建行宫，正殿以“归德”为名，以圣祖殿为鸿庆宫，奉太祖、太宗像，侍立于圣祖之旁。其后遂开高宗皇帝中兴之祥，始非偶然者。
僧徒奸狡，虽人主之前，敢为欺罔。江东有僧诣阙，乞修天台国清寺，且言，如寺成，愿焚身以报。太宗从之，命中使卫绍钦督役，戒之曰：“了事了来。”绍钦即与俱往，不日告成。绍钦积薪如山，驱使入火，僧哀鸣，乞回阙下面谢皇帝，而后自焚。绍钦怒，以叉叉入烈焰，僧宛转悲号而绝。归奏太宗曰：“臣已了事。”太宗颔之。苟非就焚，太宗必以欺罔戮之于市矣。
黄冠之教，始于汉张陵，故皆有妻孥，虽居宫观，而嫁娶生子与俗人不异。奉其教而诵经，则曰“道士”，不奉其教不诵经，惟假其冠服，则曰“寄褐”，皆激情无所业者，亦有凶岁无所给食，假寄褐之名，挈家以入者，大抵主首之亲故也。太祖皇帝深疾之，开宝五年闰二月戊午，诏曰：“末俗窃服冠裳，号为‘寄褐’，杂居宫观者，一切禁断。道士不得畜养妻孥，已有家者，遣出外居止。今后不许私度，须本师、知观同诣长吏陈牒，给公凭，违者捕击抵罪。”自是宫观不许停著妇女，亦无寄食者矣。而黄冠之兄弟、父子、孙侄犹依凭以居，不肯去也，名曰“亲属”。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子，真宗皇帝诏道士不得以亲属住宫观，犯者严惩之。自后始与僧同其禁约矣。
国忌行香，本非旧制，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丁亥，诏曰：“宣祖昭武皇帝、昭宪皇后，自今忌前一日不坐，群臣进名奉慰，寺观行香，禁屠，废务，著于令。”自后太祖、太宗忌，亦援此例，累朝因之。今惟存行香而已，进名奉慰久已不存，亦不禁屠，双忌则休务，单忌亦不废务矣。
太祖征李重进还，以御营建寺，所御之榻存焉。后僧徒共建一殿，申严崇奉，名彰武殿，且请降御容，使民庶瞻仰。真宗皇帝命翰林画工图写严卫而往，仍赐供具。景德二年八月癸巳，命中使前往奉安，遇朔望，州郡率官僚朝礼。六飞南渡，荡为煨烬，后虽建殿，不复奏请御容，姑存遗迹而已。
太宗皇帝命内侍裴愈与山阴县令李易，直访王羲之兰亭旧迹。其流杯修禊处在越州，僧子谦因请建寺于旧地，以藏御札。至道二年二月壬辰，诏从子谦之请，赐寺名“天章”，仍以御书赐之。
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命重建三门，为楼其上，甚雄，宸墨亲填，书金字额，曰“大相国寺”，五月壬寅赐之。
僧寺戒坛，尼受戒混淆其中，因以为奸。太祖皇帝尤恶之，开宝五年二月丁丑，诏曰：“僧尼无间，实紊教法，应尼合度者，只许于本寺起坛受戒，令尼大德主之，如违，重置其罪。许人告。”则是尼受戒，不须入戒坛，各就其本寺也。近世僧戒坛中，公然招诱新尼受戒，其不至者，反诬以违法。尼亦不知法令本以禁僧也，亦信以为然。官司宜申明禁止之。
万寿观本玉清昭应宫也，宫为火所焚，惟长生崇寿殿存，殿有三像，圣祖、真宗各用金五千两余，昊天玉皇上帝用银五千余两，仁宗天圣七年，诏玉清昭应宫更不复修，以殿为万寿观。盖明肃太后尚有修营之意，宰臣犹带使领，至是始去之，示不复修营也。
真宗皇帝朝，盛礼缛仪娄举，费金最多，金价因此顿长，人以为病。仁宗明道二年正月癸未，诏册宝法物凡用金者，并改用银，而以金涂之。自此十省其九，至今惟宝用金，余皆金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