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朝自与英国结约通商以来，几将四十年矣，交际愈深，贸易愈旺，埠日增日广，沿海各省几无不遍，而又复自海以达于长江，一若英在今日与中国通商之局，能进而不能退，几为强弱盛衰之所系。英国有识之士，时于无事之秋，盛集之际，各相讨论，而各人意见不同，有欲强中国以收助于指臂者，有欲弱中国以自炫其威权者。往者我朝特简美国人蒲晏臣为公使，出使各邦，特欲结好美洲以为己助，美亦许置中国于万国公法中。英、美两国人心，其在中国则外和而内忌，其在泰西则每相背而驰，英于中国惟恐美人从而惎间之。蒲公使衔命出使之本旨，一曰固邦交，一曰去势力。因英人前后所立之约，无非以势胁而力取者也。于是英人各有议论是事者，有以为我国通商中土岂欲徒恃势力哉？有时商人为土人所逼，不得不用兵保护，若华官以后能力庇西商，岂不甚善？总之，有事宜归两国朝廷秉中裁断，则衅自无从起矣。今欲永与中国和好，莫如收各处领事额外之权，而重改天津之约，一秉至公。今美与中国情浃意孚，一切以公法行事，则我亦不得不以公法待中国，今领事在中国，遇事不交华官办理，而辄调用炮船，此公法所未有也。前任公使阿利国曾有此意，谓中外交涉之事，宜归中国地方官，如不能办则归总理衙门，至传教人入内地，本非和约所许，我惟求中朝事权归一，上以整顿官吏，下以约束人民。我与中国贸易，岁入金钱四十兆镑，若动恃兵力，适以激怨人心，而为害于贸易。即如我求入内地，各国亦尤而效之，苟一许而众不许，何以昭示画一？如此则中朝将国不可以为国，甚非所以睦邻辑远之道也。至于电气通标、轮车铁路，中国尚未知其用，无庸强其所不为，俟之他日天子亲政之时未为晚也。此一说也。有以为中国素来自大，轻远人而外欧洲，此时特以势力不敌，故隐忍以相安耳。如我助中国以治天下，一切悉循万国公法而行，则必曰，彼非亲我，特畏我耳。将不视我为友邦，而几同于属国矣，若我于中国有所请，必不见许，故我必以势力行之，然后贸易轮船可至内河，筑铁路，开煤矿，尚机器，以遍通于各处，诚如是也，中国方有振兴之机。夫使中国而自为政也，可以盗贼永除，官吏有信，开诚布公，保卫西商，有事立行办理，无堕因循，则我国亦何难惟命是听，然我知中国必不能致此也。若如甲言，则我自削其利权，诚不如扬帆而归耳。我国商人、教士时为土人所逼杀，华官何尝能尽心力，彻底办理？不过旷日费时，模糊了事而已，而中朝亦无权使各官之秉洁怀清，奉公守法也。故请命于朝廷，不如我用我炮舶之为速也。美国通商中土，或进或退，自当与欧洲一体，即其公使驻京，我见中朝之所以待之者，初无所异，美亦何能离英而独树一帜哉？是固毋庸深虑也。此又一说也。顾观甲、乙之论，其所重似不止为贸易起见。吾谓英国在今日要当强中国以自辅。中国既强，与英合好，则他国自不得逞。否则俄人肆其东封，日事并兼，至不可制，而印度亦在所堪虞，英岂不见及此欤？夫英于中国通商，所至之地必驻重兵，停战舶，一有事故，立即调兵自保，隐然若树敌国之形，各地驻扎领事，皆与地方官文移往来，一有龃龉，则必请之总理衙门，意存恫喝，此中外变故所以日多也。诚使彼此如欧洲列国交际之道，又何必水师兵舰仆仆于道途哉？在英国可省无穷之糜费，在中朝亦可息无谓之周旋。相习既久，邦交自固，尔无我诈，我无尔虞，而后信孚乎豚鱼，诚坚于金石，岂非中外俱蒙其福哉？今闻英廷自俄、土议和以后，拟减东来驻防，兵舶檄调撤回，或亦渐悟此理也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