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平贼要务，首在治兵与治民而已。治兵则在良将，治民则在良有司。兵治，平贼之末；民治，平贼之本。盖未有民不治而贼平者也。欲得良将、良有司，先在择之而已。今之兵，骄悍葸弱不可用矣，刑不足以威，赏不足以劝，非得良将以新其壁垒，易其耳目，肃其号令，慑其心志，则何以杀敌致果，收功于行阵？吾谓治今日之兵，莫如轻赏而重罚。或曰，行之恐以激变，则将奈何？庚申之春，金陵唾手可破，徒乏赏帑数十万金，事竟中阻，兵之望赏固急矣。重赏之下，人人自奋。今赏既轻，谁为之用？曰，否，此以矫今日之积弊也。今日兵制之坏，几如明季，入市一空，过村一哄，视民若犬羊，畏贼若虎狼。况乎为上者，粉饰夤缘，冒功邀奖，己且如此，何怪乎兵？昔有营兵，积货如山，无有斗志，为帅者知其然，尽举所积而焚之，然后驱之战，于是兵皆用命，此其明验也。故欲兵之不贪，莫如以廉；欲兵之不私，莫如以公；欲兵之尽力，莫如与之共甘苦。感以事则不骄，激以耻则不悍，教以有勇则不畏葸。非得良将，亦安能振顿之哉？今之民，疑官而轻上也久矣。疑则不能孚之以信，轻则不能联之以情。官之所以谕民者，率皆具文而无实意，其入告也，亦尽虚词而非实事。民习闻其然，安得而不疑？贼来则谋遁逃，贼去则言克复，大员则诿曰退守，小官则诿曰出外。官不能保民，而民亦不能恃官。民习见其然，安得而不轻？积疑且轻之心，而事不可为矣。有良有司至，必能笃挚恻怛，开诚布公，与民相见以天。其待民也，如父兄之遇子弟；其卫民也，如手足之捍头目。平时既能以恩意相结，临事自能以信义相固。夫民固易感而易使者也，但见上之人真能有为，足以措大事、决大疑、御大难，则民且以性命相付托，罔有不肯轻身杀贼，括赀享士者。上下之交既孚，无事不可办。子舆氏曰“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而何有于区区之盗贼哉？彼贼岂无侦探？见其无间可乘，亦将舍而之他，不敢轻犯矣。民之得良有司治之也，其效如此。然则欲求良将与良有司，当以何术哉？夫亦择之于行阵之际、郡邑之间而已。顾为上者必先正本清源，而后真才乃出。今之所当急为者，盖有数端。曰讲武备，整边防，散胁从，撤壮勇，清盗源，此良将之所宜有事也；曰肃仕途，作士气，储人才，广招徕，阜财用，此良有司之所宜有事也。剿贼之兵在精不在多，侬智高之寇岭南，遣将命兵不知凡几，至狄青而胜之，收功者番落数百骑尔。今必当讲求兵实，稽核定数，毋使以虚额冒粮；尽汰羸弱，务选猛勇，毋使以疲兵充数。其行军也，先枪炮而后弓矛，一切要诸以实济，而后兵乃可精。平定之后，势尤不能去武。举凡戢盗靖匪，出洋巡缉，所以备乎水陆者，皆必实心实事，每月按期演练，严明赏罚，分别勤惰，以期有备无患。如是一旦有事，而后兵乃可用。此讲武所以强兵也。守内必先备外，边防废弛，有以生强邻藐视之心，起奸人觊觎之渐，非所以畏民而惧戎也。况乎海禁既开，泰西各国云集，沿海诸处，尤当设防以备不虞。且防海所以固我疆圉，原非为西人而设，岂其有乖于和好？举凡炮台营房、9堠土垒，皆宜预为之备，一切务仿西法，备极巩坚，筑之于平时，用之于临事，自然有恃而无恐。至于防海所重，尤在水师战舰。自有西国轮舶以来，觉一切之船尽可以废，中国要当设局立厂，如法制造，更习其驾驶，务尽所长，如是则防海乃非虚设。此备边所以待敌也。方今江、皖、楚北之地，余逆未靖，鸱张狼顾，冀缓须臾，若使一旦凶渠既殄，此辈必为胆落。当谕统帅大臣，正宜乘此声威，速加扑灭。一面当昭示天下，凡有胁从，大溥皇仁，概行勿问。能自拔来归，率众献城，愿效力行间者，则许其以贼攻贼，立功自赎。即于两粤积寇，亦姑一例视之，勿多苛索，所以涣其心，孤其势。其余分别新旧，使归田里，务在绝其萌蘖，清其根株，除其羽翼。天下之民，岂有甘为贼者？一陷其中，遂至不可复出。今布告海内，咸与维新。尤在以贼招贼，俾其自相猜贰，使之不战自破，可以不烦兵力而定。此宽从所以诛首也。大乱既戡，天下平治，包戈戢干，示不复用，而所招募之勇队、抚收之降卒，何所措置？彼在军中持粱厌肥，一旦散遣，何以为生？且其性实可动而不可静，难保其不毒心未改，逆谋犹存，乘间窃发，不可复制，或潜相煽诱，滋事妄行，凡此皆在所当虑。即使激发天良，愿为良户，而无恒业以处之，何以自善？所以散降贼，撤勇丁，所系于大局匪轻，当必设一善处之方，乃可无后患。江、浙、皖三省被贼蹂躏之地，几于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莫若分遣其众，使之开垦。安插布置，当图善法，俾可历久而无弊。此撤勇所以弭变也。江、浙为财赋之区，所有盗薮，随在皆是。苏、常、湖交界之所，枪船千百艘，皆倚震泽、具区为巢窟，时劫行旅，出没无常，甚至演剧聚赌，肆行无忌。巢湖一带，恃众横恣，亦与之同。地方官养痈贻患，莫敢撄其锋。陷贼以来，率多附贼为虐，其党益众，其势益横。贼平之后，此辈皆在所当除，毋俾遗种。匪特此也，染贼氛为伪官以鱼肉乡里者，即乱民也，必杀勿赦。去莠安良，即以防微杜渐。此外编保甲，严缉查，俾奸匪无所容其迹，而盗源自清矣。此除盗所以养民也。是五者，盖以治其表，所谓兵治，平贼之末也。国家官吏之疲，大抵由于捐纳。此风一开，来者志不在利国而在利家，即有一二狷洁自好，贤豪自命者，亦至于上下缚束，无可措手。今且以三途并进，科第也，军功也，捐纳也。仕途愈杂，吏治愈难。为督抚上司者，务求调剂，于是视官廨如传舍，等民事若转圜，于国家设官治民之意，了无所补。又其官给糈禄，实不足以自赡，非先厚其养廉，则无以责其不贪。今欲收治民之实效，莫如汰冗员，澄官方。仕途之肃，即所以振顿纪纲也。国家以时文取士，数百年来莫之敢废。士之习此者，多有青年就学，皓首无成者。至于莅官之后，身之所行，尽非少之所习，于是不得不委之于吏，上下其手，是非颠倒，官场之坏，由于士习之颓。今请科场则仍以时文而务求实学，且必远其期，减其额，中间参之以选访荐举，试之以有关政事之文，或别开大科，如孝弟贤良、真言极谏、博学鸿词诸名目，则士之有实者至矣。盖专以时文，则取士之途太隘，而用士之责太易。法当反其道而行之，取之宽而用之严，苟有不能胜其任者，虽以科第进身，亦在所斥。今因捐款之兴，各直省叠广学额，中额几至增无可增，所谓士者，取之倍多于前，而士之实用则远不如昔，此士习之所以日敝也。振作士气，即所以励品学，练才识，为他日治民地也。天下未尝无才，患所以求才之道未至，法当储才于平日，然后能用才于临时。经济之才可以应变，理学之才可以处常，皆当随时收录，以备实用。时文一科，但能坐致常才，而不能甄拔奇才。一旦有事，仓卒征召，必有以虚名偾事者。盖才非试之以事不能实知其然，必由渐而验之，可知其实，庶几他日猝临利害，可以备一时之选。内以责之相臣，外以责之督抚，朝无幸士而野无遗贤，天下岂有不治者乎？此储人才即以厚国脉也。大乱之后，人民散处，背乡井，去田里，流离于道路，何暇自谋存活？法当广为招徕，俾得各居其所，各安其业。吴中习尚素务奢靡，恢复以后，必当革薄俗而使之厚，反浇风而使之醇。一切玩情娱意之物，率毋许造作，糜费害民，大非细故。夫大创甫平，元气未复，户鲜积聚，家少盖藏，此所以轻去其故土而不顾也。今宜急为之节财惜用，崇俭黜奢，务本抑末，痛惩游惰，而民自不敢犯。是皆在为上者之转移，而示以趋准耳。恤灾救难，给谷耔，劝农桑，此招徕之本务也。繁殖民生，其道在此。自经大难，民力竭矣，即各处未被兵革者，捐输助饷，亦无不各罄其赀。顾陷贼之地，克复未知时日；用兵省分，抽厘输纳未有穷期。民匮俗贫，下不足则上损其实，于根本之所在罔补分毫，此患在阜财之道不讲耳。江、浙财赋素甲天下，发贼既平，要当薄赋轻徭与民休息，数年以后，元气庶几可复。然土地虽饶，尤赖人力，惰农有惩则耕者自奋，游女有诛则织者自勉。其地旷人稀者，则借资于西国机器，以补人工之不逮。农业女红既勤且敏，则野无不足矣。中国商贾之道，实鲜善法，莫如仿西国法，设立公司，流通有无，以贱征贵，以近贩远，俾不至于有亏，而财源可以不竭。商人既能操赢致奇，转输乎远方，以供中国，则市无不足矣。此在上之鼓舞之耳。民之富藏于公，家之丰通于国，而后缓急可恃。阜财用，即以培植元气，镇定民志也。是五者，盖以治其里，所谓民治，平贼之本也。表里兼该，本末交尽，而天下有不“安者乎？赭寇之亡，计日可待。夫在今日，以大有为之主，而当艰难愿治之时；以不世出之英，而遇特达非常之眷。当宁之所虚心，四海之所引领。灭贼之机，要必不远，用敢聊贡所知，以备采择。谨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