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氏《大纪》云：“二帝官天下，定於与贤。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尊祖也。成汤、伊尹以元圣之德，戮力创业，乃舍嫡孙而立诸子，乱伦坏制，开後世争夺之端乎！公仪仲子舍孙而立子，言偃问曰：‘礼与？’孔子曰，‘否，立孙。’孔子，殷人也，而不以立弟为是，此以义理知其非也。”南氏《纲目前编》遂遵其说以纪商年，而世亦多信之。余按：三王惟禹在汤之前，而禹荐益於天，初不传启，岂惟未尝定於立嫡，抑且未尝定於立子。立嫡之所由来，非定也，乃渐也。盖上古之时，天子本不相继；至唐、虞而後相继，然惟其德，不惟其一姓也。启之继禹，偶然者耳；以德而继，虽传子犹之乎传贤也。大康失道，羿、浞迭起，天下之乱由於异姓之争。是以少康中兴，遂以一姓相继为常，然後异姓之觊觎息。然虽薪於一姓，仍惟其德，不惟其嫡与庶，弟与子也。及商中叶，兄弟争立，乱至数世，昔日异姓之患移於同姓。於是远虑之主复以嫡长相继为常，然後同姓之觊觎息。是故，一姓之传，非禹为之，羿、浞为之也；嫡长之立，亦非禹、汤为之，南之中叶为之也。由是言之，由传贤而为传子，由传子而为传嫡，皆渐耳。夫谁定於立嫡，而乃以责汤之遵守！是犹责史籀，李斯之不能为楷，而笑陶潜、鲍昭之不能为律也，岂不可笑也哉！然所谓立嫡者，特立子耳，尚未闻有立孙者也。《记》云：“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盾而立衍。”然则嫡孙之立当在成、康以後。孔子所谓“立孙”者，自谓仲子当然耳；古今不同，时势各异，非谓古圣贤皆当立孙也。胡氏据此，遂谓汤必无立外丙之事，然则文王亦无立武王之事，微子亦无立微仲之事乎！当汤之没，天下之定未久，此非少主所能临也明矣。武王之疾，周公请以身代，虑成王之不能安天下也；幸而武王又数年而始崩，然成王之立，天下犹几至於乱。况太甲本非令主，立之必至颠覆汤之典刑：宁坐视天下之乱，宗社之墟乎？抑将立庶子以安宗社，以靖天下也？是故，太甲之放，伊尹所不得已也；藉令二王得永其世，伊尹可以无桐宫之事矣。为伊尹者，必立嫡而放之乎？抑立庶而事之之为愈也？况放君与立庶孰为轻重：胡氏不怪放君之为乱伦坏制，而独怪立庶之为乱伦坏制乎！且嫡长之立，未见其必胜於立弟与立庶也。秦成公之立穆公，周明帝之立武帝，皆弟也；韩献子之立起，赵简子之立毋恤，皆庶也；然卒兴其国家。而晋武帝之不肯易嫡，周武帝之不肯废其子ど，唐太宗之不立庶子吴王恪，齐武帝之不废太孙而立庶子子良，皆可谓不乱伦坏制；然其後竟以致乱，或遂亡国。是故，立贤，上也；立嫡，非尽善也。顾蕲於立嫡者，非以是为义也，贤否无形而嫡庶易见，蕲於立贤则必至於立爱，故无宁立嫡之为可常耳，非谓遭人伦之变者少易之而即得罪於名教也，况商、周以前淳朴之世哉！嗟夫，圣人者，义之的也，经传者，圣人之案也，故求义必於圣人，求圣人必於经传；今胡氏乃自以其臆见断汤之事而绌孟子之说，二王之有无不足计，吾恐此说行而世之无忌惮者皆将挟其私见以悬断帝王之事而致失圣人之真也！故不可以不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