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古史真伪是非，即格物穷理之大端也。昔孔子论观人之法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盖人之善恶，自有实际；苟随众附会而不察，何异投之以食而以耳受之，知其味者鲜矣、虽众好恶之不差，亦必察之，实见其可好，实见其可恶，方为自己真实学问。观史之法何独不然。
孟子将尧、舜、禹、汤、文、武所行之事，及门人所称齐东野人之语，无不一一剖析真伪；辨别是非，所以求义理之所安，以解後世妄信之惑。程子称“其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此又得孟子所以为辩论之原矣。如孔子以後编古史者，人既非圣贤，其真伪是非岂能无待於辨者。然学不博，心不细，识不超，理不明，不能辨也。此书之辩论剖析，无坚不破，无疑不搜，固可征其学博心细识超理明矣。至於笔力之清醒，则又天才之过人者也。吾舅学问有馀而功名不足，或者天将命以辨论古史乎？
陆稼书先生论孔子作《春秋》，虽与《变风》诗人同是庶人之议，而力量大不同。此书之前，宋欧阳永叔《帝王世次图序》不信传闻而信理，既以卓识标立於前矣，然人皆作古文读过，不甚留心其识见，故未能已後世编古史者之惑。此书专重辨论，逐一细剖，是尚不足以绝後儒之惑乎！甥以为此书力量直大於欧阳永叔数等。
甥成询谨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