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国家盛时，皆以勤政，爱民，黜华，崇实为务。故《卫风》首以《淇澳》，《齐风》首以《鸡鸣》，《唐风》首以《蟋蟀》，虽以郑之其细已甚而犹以《缁衣》冠之。一则其时在春秋前，君德民风尚美，二则编《诗》者亦寓惩劝之意。观其先世诗篇，知其植基深固，是以其後政事虽衰，风俗虽敝，而未至遽亡也。今《魏风》首二篇，独以“左辟”、“象扫”、“如玉”、“如英”为刺，则是魏当春秋以前，其君大夫已无远虑，而但以修饰仪容为事，植基本不深固，故其亡也忽焉。是以二篇之後即以《园桃》一诗继之。编《诗》者於此盖有深意焉。惜乎说《诗》者皆为刺俭之说所误而见不及此也！汉初诸家解经，虽不尽合经意，尚多推之政事。自《毛诗》以附会为事，郑氏笺之，逐变而为章句之学，学者读之不过以为诗赋之资，举业之用而已。故今初学之童子莫不诵《诗》者，及其为政，虽举人进士毫无所展布；吏胥作奸，百姓失所，皆视以为固然。无他，《诗》自《诗》，政自政，彼其读《诗》之时固不知其为政也。嗟夫，嗟夫，政与“诗”之分，其来固已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