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焦循）
阅焦氏《左传补疏》。焦氏之学，《周易》、《孟子》为最，《礼》学次之，算学尤为专门。生平六经皆有撰述，汉学之外，于魏晋汔宋元诸儒经说，皆所钻研，诚通儒也。其《周易补疏》，谓辅嗣之法，虽参以己见，然其学渊源于刘表王畅，六书通借、解经之法，尚未远于马郑。如读彭为旁，借雍为瓮，通孚为浮、而训为务躁，解斯为厮、而释为贱役，皆明乎声音训诂者。且天资察慧，时有悟心，于钦则悟及全蒙，于损亦通诸剥道，惜秀而不实，识囿于年，局促揣摩，不足言通变神化之用。又貌为高简，故疏者概视为空论耳。
其《尚书补疏》，谓东晋晚出《尚书》孔传，至今日稍能读书者，皆知其伪。然试置其伪作之二十五篇、而专论其不伪之二十八篇，且置其假托之孔安国而论其为魏晋间人之传，则同时之何晏杜预郭璞范宁诸传注可存，此传亦何不可存？因言其善于郑注者有七事。如稽古郑训同天，《传》训顺考古道，同天可加帝尧，不可施皋陶。四罪而天下咸服，郑以禹治水毕乃流四凶，故王肃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传》以舜徵庸之初即诛四凶。《盘庚》三篇，郑以上篇乃盘庚为臣时所作，然则阳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令，因而即真，此莽操师昭之事，《传》皆以为盘庚即位后所作。《金滕》我之不辟，郑读为避，谓周公避居于东，又以罪人斯得为成王收周公之属官，《传》训辟为法，居东即东征，罪人即指禄父管蔡。《明堂位》以周公为天子，汉儒用以说《大诰》，遂启王莽之祸，郑氏不能正，且用以为《尚书》注，而以周公称王。自时厥后，历曹马以及陈隋唐宋，无不沿莽之故事，《传》特卓然谓周公不自称王，而称成王之命，胜郑氏远甚。为此《传》者，盖见当时曹马所为，为之说者，有如杜预之解《春秋》，束皙等之伪造《竹书》，舜可囚尧，启可杀益，太甲可杀伊尹，君臣易位，邪说乱经，故不惮改《益稷》，造《伊训》、《太甲》诸篇，阴与《竹书》相；又托孔氏《传》，以黜郑氏，明君臣上下之义，因恐触当时之忌，故自隐其姓名。其训诂章句之间，诚有未善，然三《盘》五《诰》诸奥辞，皆二疏通，诸家虽或规难而辨正之，终不能不用为蓝本。
其《礼记补疏》，谓《周官》、《仪礼》一代之书，《礼记》万世之书。《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可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周官》、《仪礼》固作于圣人，乃亦惟周之时用之，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其言皆独具深识，雄出古今，绝无经生拘阂之见。予尝谓郑氏之学，《三礼注》可与圣经并垂天壤，间有小小疏失，不过如日月之食。《诗笺》精于名物训诂，亦经之功臣。若《易》若《书》，一则仅专家之孤学，一则仅传经之绪余也。虽其失皆在过于求密，又确守师传，不容出入。如《金滕》诸说，盖皆周秦以来诸儒相传之旧义，然春秋战国时，异说锋出，汉承秦绝学之后，掇拾丛残，不无择焉不精之弊。若近来惠氏张氏之《易》，王氏孙氏江氏之《书》，谓为郑氏一家之学则可，谓为《易》、《书》独绝之学，则不可也。雕菰此篇，可谓空前绝后者矣。
而其补疏《左传》，抉摘杜氏作《集解》之私心，尤为快论。其序云：“杜预为司马懿之，其以父幽州刺史恕与懿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预久不得调。及昭嗣立，预尚昭妹，起家拜尚书郎，转参相府军事。盖昭有篡弑之心，收罗才士，遂以妹妻预而使参府事。预出意外，于是忘父怨而竭忠于司马氏。既目见成之事，将有以为昭饰，且有以为懿师饰，即用以为己饰，此《左氏春秋集解》之所以作也。懿师昭乱臣贼子也；贾充成济，郑庄之祝聃祭足，而赵盾之赵穿也；王凌母丘俭李丰王经，则仇牧孔父之伦也。昭弑高贵乡公而归罪于成济，已俨然托于大义，而思免于反不讨贼之讥。师逐君，昭弑君，均假太后之诏以称君罪，则师旷所谓其君实甚，史墨所谓君臣无常位者，本有以启之，预假其说而畅衍之。射王中肩，即抽戈犯跸也，而预以为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显谓高贵讨昭之非，而昭御之为志在苟免矣。师昭而后，若裕、若道成、若衍、若霸先、若欢洋、若泰、若坚，他如石虎冉闵苻坚，相习成风，而《左》氏《传》杜氏《集解》适为之便，故其说大行于晋宋齐梁陈之世。唐高祖之于隋，亦踵魏晋余习，故用预说作《正义》，而贾服诸家由是而废。吾于左氏之说，信其为六国时人，为田齐三晋等饰也。左氏为田齐三晋等饰，与杜预为司马氏饰，前后一辙，而孔子作《春秋》之义乖矣”云云，深心卓见，尤为圣人不易之论。盖其论枚氏之伪作孔《传》，犹属意必之词，虽雄辩绝人，而事无确证；若此所论，则论世知人，灼见幽伏，元凯百口不能解矣。左氏一书，自为圣经羽翼，其中要不无取义未纯，此盖七十子之言，已皆不能无疵；又经战国秦汉，至东京始列学官，尤不免后人羼入。王介甫郑渔仲皆因其纪及赵襄子之谧，疑为六国时人，（（介甫所疑十一事，其说不传，惟书录解题载介甫左氏解，专辨书韩赵魏杀知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决非邱明所及见。渔仲举左传纪韩赵知伯等事八验，见通志六经奥论）。）毛举数端以概全经，不若近时姚姬传言《左传》盖有吴起辈窜入以眉时者，如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语，尤其明验。他纪魏氏及赵氏韩氏齐田氏等事亦多夸，非邱明本文，此论最为近理。理堂仍介甫渔仲石林诸人之说，概指为六国时作，亦未免武断。然其论卫宣公熏于夷姜生急子一条，据洪容斋毛西河年数不合之说，谓当据《史记》及《列女传》、《新序》诸书，以夷姜为宣公夫人。、《广雅》训为淫，熏夷姜犹《卫世家》所云爱夫人夷姜也，杜注误依服虔上淫曰熏之训，自足为左氏功臣。窃谓此论与钱竹汀《潜研堂答问》谓卫戴公文公，当依班氏《古今人表》为公子黔牟之子，《左传》以为顽与宣姜所生者误。二事皆足永垂宝书，不然以上淫君母之人，而卫人立之，石碚等纯臣奉之；以鹑奔无良之孽，而卫人依之，齐桓宋桓等贤诸侯辅之，则春秋之初，已无人心，康叔之泽，亦太衰矣。其关系于人伦世教，岂浅鲜哉！
焦氏此疏，其正杜氏助逆之旨者，如宋督弑其君与夷，（桓公二年。）郑伯使祭足劳王，（五气。）郑伯突出奔蔡，（十五年，焦谓杜注讥突不能倚任祭仲，反与小臣造贼盗之计，故以自奔为文，罪之。是明喻齐王芳不能倚司马氏，而与李丰张缉谋废师也。）卫侯朔出奔齐，（十六年。）宋万弑其君捷，（庄公十二年。）晋里克弑其君卓，（僖公十年。）宋人弑其君杵臼，（文公十六年。）晋赵盾弑其君夷阜。（宣公二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君子曰仁而不武。（四年。焦谓杜注以例司马昭本不许将士伤害高贵，故初称畜老惮杀为仁。归生不讨子公，而昭能讨成济，是仁而且武矣，故云不讨子公为不武。）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焦谓左氏此二语最为悖理，而杜氏释例乃畅发其义，所以解昭之既弑高贵，而必假人后今，以甚言其无道也。）民不与却氏，胥童道君为乱，故皆书曰晋杀其大夫。（成公十八年。焦谓杜注言却氏失民，胥童道乱，宜为国戮，此司马懿之杀曹爽何晏，而罪爽之骄盈，晏之浮虚也。三却胥童杀而乐书不可制矣，曹爽杀而司马氏起矣。）枕尸股而哭。（襄公二十五年。焦谓司马孚哭高贵，全效晏婴所为，盖当时左氏盛行，故王经谏高贵，亦引鲁昭公不忍季氏之事。）下车七乘不以兵甲。（焦谓杜注齐旧依上公礼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损，以比昭弑高贵以王礼葬之。习氏汉晋春秋云，丁卯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下车数乘，不设旌旄，全袭左氏此传。）凡十三条，皆徵引魏晋间事，以诛杜之隐衷。余皆孜证训故名物，于地理尤详，固非如宋儒之纯尚议论也。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