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自南宋咸淳丁卯(即咸淳三年、公元一二六七年)编定之后，似没有刻本、流传甚少，至自宋以后诸家书目皆未著录。但本书却很快传到了高丽。辛巳三月(即明惠帝建文三年、公元一四０一年)朝鲜李朝国王遗德在本书上写有一个题跋，跋云：
中土祸患，至宋徽、钦而极，子息蕃衍，耻辱亦大，前史未有也。是编久存大藏，朕微时见转钞本于同年家，差脱不可句读。践祚后，检诸故府，得此，有先「忠烈王」图印，是百年前传写来。披览事变，终始咸悉。宋金所为，皆有国者金鉴。正史隔越两朝，卷帙繁博，无此融会贯通。暇当考征芟补，命儒臣泐为一书，为万世子孙戒。辛巳三月上巳，遗德笔。
考高丽史卷二八忠烈王世家：「忠烈王讳昛，古讳谌(按元史作「愖」)、又賰，元宗长子，母曰顺敬太后金氏。高宗二十三年丙午二月癸丑生。四十六年，高宗薨，元宗以太子入觐于元，王时为太孙，受遗诏，权监国事。元宗元年八月，册为太子。十三年入元，十五年，尚元世祖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六月癸亥，元宗薨。甲子，百官会于本阙，遥尊为王。秋七月，元遣同知上都留守事张焕册为王。」元史卷八世祖纪亦云：至元十一年秋七月「癸巳，高丽国王王植薨，遣使以遗表来上，且言世子愖孝谨，可付后事。敕同知上京留守司事张焕册愖为高丽国王。」与高丽史所记完全吻合。这就是说，忠烈王于至元十一年(即宋咸淳十年、公元一二七四年)即位。又据高丽史卷三二忠烈王世家，其人死于戊申三十四年秋七月己巳，即元武宗至大元年(公元一三０八年)。即然朝鲜李朝内府所藏靖康稗史有「忠烈王」图印，那么就可以肯定，这本书至晚在公元一三０八年之前，就已传到了高丽。又考东藩记事，遗德即芳远，于明惠帝建文二年(公元一四００年)嗣位，第二年，他便写了这个书跋，其云「当是百年前传写来」，亦与史完全吻合。由于朝鲜国王如此重视这本书，把它视为「有国者金鉴」，故其书在朝鲜一直保存并流传。
我国最先得到这个朝鲜传钞本的是苏州学人谢家福(绥之)，时间是在清光绪十八年(公元一八九二年)。随即，他又请人过录了个副本，送给他的朋友——著名藏书家丁丙，现在藏在南京图书馆的钞本靖康稗史，就是这个本子。
靖康稗史最通行的本子是民国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王大隆刊印的己卯丛编本，这个本子是丁秉衡在江南图书馆(按即后来的南京图书馆)据丁丙藏本钞出的。可惜，丁秉衡先生的钞本除一两篇外，大多数都有不同程度的脱漏，而王大隆在刊印时，又没有去复校一次，致使这个低劣的本子一直流传至今。由于原钞本不易见，今为读者方便，特将该书重要脱漏校录如下：
(一)瓮中人语：靖康二年二月初二日记事之后，脱「初三日，虏索男女乐工、医人出城。」凡十三字。(按，字数不计标点，下同)且将初四日事，误作了初三日事。
(二)开封府状：道宗妃嫔一百四十三人名单中，「罗才人二十岁，名醉杨妃，即罗夫人」之后，脱「程才人十八岁，名云仙，即程夫人。」凡十三字。
(三)南征录汇：天会五年二月初五日「令内侍指认点验后」，脱「太上后妃、诸王、帝姬皆乘车轿前进。后」凡十五字。末一「后」字，接下文「宫以下」三字。缘上文「点验后」末一字亦为「后」字，故误接下文，致脱。
又同年三月初七日记事之后，脱「保福帝姬薨刘家寺 【 见日录。】 」凡正文八字、注文三字。
(四)呻吟语：建安二年正月至三月，叙钦宗、徽宗生子、生女，各列新生子女之名后，脱「均殇」二字。
又绍兴元年引燕人麈云：「醒而悔之」下，脱「悉以分赐」四字。
又绍兴十一年「广平郡王薨」之前，脱「荣德、宁福两帝姬封良家子。」凡十一字。
(五)宋俘记：昏德长女条，「玉盘入蒲鲁虎寨，天眷二年没入宫」后，脱「三年十二月殁。金奴入达赉寨，天眷二年没入宫」，凡十九字。
又昏德媳九人条，「孔令则入宝山大王寨」后，脱「八年，敕配伪建安郡王赵梃。自刘家寨」凡十五字，下接「五起北行」句。
又昏德「孙女二十九人……益一即虎头」下，脱「均五起北行，玉嫱入宫，封夫人，晋帝姬。含玉嫁韩昉子，虎头」凡二十三字，下接「嫁克锡子」句。因「益一即虎头」，与「嫁韩昉子」后亦「虎头」二字，误接下文致脱。
己卯丛编本靖康稗史不仅脱漏严重，而且错字也很多，如「广漠」误作「广汉」，「屯驻」误作「尖驻」，甚至人名「希尹」误作「希尸」、「阇母」误作「闹母」、「辛香」误作「卒香」、「佛逃」误作「佛迷」等等，不胜枚举。
最后，顺便提及，丁丙本来在原书上有两个很有价值的跋语，不仅说明了他这个钞本的来龙去脉，还考证了遗德其人，足资参考。而己卯丛编本却摒而不录。不录丁跋也罢，却外加了不少杂七杂八的跋语，实在是丢了西瓜而捡芝麻，甚不足取。更有甚者，王大隆的某些校语也莫明其妙，如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其中有些话，如「第二十八程，自习州九十里至来州。无古迹可云。」凡十八字，钞本具在，只是将「程」误作了「城」，而王大隆却硬说：「以上十八字，据会编校补。」这类情况，我以为倒不是王大隆故弄玄虚，而是他上了丁秉衡钞本的当。很显然，这是丁秉衡钞漏了，王大隆用三朝北盟会编校补了这个缺漏。由于他过份相信丁秉衡钞本的准确性，而未去复核原钞本，故留下了上述「丈二和尚」式的校语。这说明，刊印或整理古籍，必须得下点真功夫，来不得半点投机与取巧，否则，是不会有好效果的。我以为，己卯丛编本靖康稗史，就正是这样一个取巧省事，效果不佳的典型。
说到这里，需要回过头来回答，靖康稗史这部书为什么在我国反而这样罕见不传呢？我以为，这需要看南宋，特别是高宗朝禁野史私着的目的。有人说，这是朝廷怕勾起昔日的党争而采取的措施。我不排除这种因素，但我们从靖康稗史的内容不难看到，宋廷所以搜禁私家史着，恐怕更在于掩其家丑。很明显，宋廷是不可能容忍像靖康稗史中所收的那样的史着流行的，试看三朝北盟会编所征引的上百种私家史着，有几部留传下来了？它们所以遭厄运，其原因正在这里。那么，宋廷既不能容忍这些私着流行，何以徐梦莘编成三朝北盟会编后，「帝闻而嘉之」呢？我以为，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徐氏的会编，并不是将这些私家史着整部钞入，而是作了较大选择，同时，书中也不能不有所回避。应该说，这种作法，正合宋廷的口胃，宋帝又焉得不「闻而嘉之」呢？需要说明，宋廷虽然明禁这些私家著述，但并不是所有这类书都禁，没有违碍，或违碍不大者是不在其内的，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不就是朝廷令其曾孙司马伋上奏的吗？明乎此，我们就更加确信，大凡不得流传的野史私着，必涉皇家之丑或当权者之隐私，而靖康稗史正属此类，其不流传也便不难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