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时凡九流百家之士，并附诸国学，而授之以经。《六典》：“国子祭酒、司业之职，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有六学焉：一曰国子，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欧阳詹《贞元十四年记》曰：“我国家春享先师後，更日命太学博士清河张公讲《礼记》。束修既行，筵肆乃设，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讲抗犊，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东，小司成率属列于西。国子师长序公侯子孙自其馆，大学长序卿大夫、子孙自其馆，四门师长序八方俊造自其馆，广文师长序天下秀彦自其馆，其馀法家、墨家、书家、算家术业以明亦自其馆。没阶云来，即席鳞差，攒弁如星，连襟成帷。”观此可见当日养士之制宽，而教士之权一，是以人才盛而艺术修，经学广而师儒重。今则一切摈诸桥门之外，而其人亦自弃，不复名其业，于是道器两亡，而行能兼废。世教之日衰，有由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