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人主改元，并从下诏之日为始，未尝追改以前之月日也。魏志三少帝纪上书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书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吴志三嗣主传上书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书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晋书武帝纪上书魏咸熙三年十一月，下书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宋书武帝纪上书晋元熙二年六月甲子，下书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文帝纪上书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书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明帝纪上书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书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唐书高宗纪上书显庆六年二月乙末，下书龙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纪上书神龙三年九月庚子，下书景龙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纪上书景龙四年七月己巳，下书景云元年七月己巳。玄宗纪上书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书开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韩文公顺宗实录上书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书永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类，并是据实而书。至司马温公作通鉴，患其棼错，乃创新例，必取末后一号冠诸春正月之前，当时已有识之者。
春秋定公元年不书正月，杜氏曰，公即位在六月，故正义曰公未即位，必不改元。而于春夏即称元年者，未改之日必承前君之年，于是春夏当名此年为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既改之后方以元年纪事。及史官定策，须有一统，不可半年从前，半年从后，虽则年初亦统此岁，故入年即称元年也。汉魏以来，虽于秋冬改元，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于古也。按温公通鉴是用此例，然有不可通者。春秋于昭公三十三年之春而即书定公元年者，昭公已薨于上年之十二月矣。若汉献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禅于魏，而正月之初，汉帝尚存，即加以魏文黄初之号，则非春秋之义矣。岂有旧君尚在，当时之人皆禀其正朔，而后之为史者顾乃追夺之乎！
史家变乱年号，始自隋书，大业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师，辛酉，遥尊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而下即书云，二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字文化及等作乱，上崩于温室。按此大业十三年，炀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长安之号，甚为无理。【杨氏曰】史家已云尊帝为太上皇矣，岂有以太上皇而纪年号者乎？近于言之不顺，故必冠以义宁也。作史者唐臣，不得不尔。然于炀帝纪书十三年，于恭帝纪书二年，两从其实，似亦未害。
明朝太宗实录上书四年六月己巳，下书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实书，与前代合，但不明书建文年号，后人因谓之革除耳。【沈氏曰】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三年九月，礼官范谦等因给事中杨天民、御史牛应元，请改正革除建文年号。覆奏宜命史局于高庙实录终，摘洪武三十二年逮三十五年遗事，复称建文年号，辑为少帝本纪，诏以建文事迹附太祖高皇帝之末，而存其年号。成祖初，尝有旨称建文为少帝，故礼官云然。万历十六年，司业王祖嫡以建文不宜革除，与景泰不宜附录，并奏。上从礼臣沈鲤议，改正附录一事。圣安纪事云，崇祯十七年七月戊子，追复懿文皇太子庙谥曰兴宗孝康皇帝。上建文帝谥曰让皇帝，庙号惠宗。追上景皇帝庙号代宗，盖从礼臣顾锡畴所拟。英宗实录上书景泰八年正月辛巳，下书天顺元年正月壬旬有六日，而不没其实。且如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若依温公例取泰昌之号，冠于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则诏令文移一一皆当追改，且上诬先皇矣。故纪年之法，从古为正，不以一年两号、三号为嫌。【沈氏曰】礼未逾年，不改元，明代遵之。光宗一月而崩，犹在万历四十八年，熹宗既即位，明岁当改为天启之元年，登极以后不称泰昌，则光宗之纪年废矣。于是用廷臣议，自八月朔至十二月终，俱称泰昌元午，如唐顺宗永贞年号附于德宗贞元后之例。【杨氏曰】正当分注，还以初号为主，如万历四十八年下注云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之类，其光宗之纪则直称元年八月。【沈氏又曰】神宗实录，万历廿二年八月癸酉，礼科左给事中孙羽侯条奏纂修正史，议本纪则建文、景泰两朝宜详稽故实，创立二纪，勿使孙蒙祖号，弟袭兄年。其德、懿、熙、仁四祖之发祥，固当列高庙纪首。而献皇帝庙貌虽崇，神器未履，宜遵前例，冠于世庙本纪，以体追王之心。议列传则贵贱并列，美恶皆书，不得序达官而遗卑秩，褒高贤而漏巨奸。至如以方正学为乞哀，于肃愍为迎立，是非刺谬，亟当改正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