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少服孟子尚志之說，慨然深究天下之利病，人率非笑之，則應之曰︰“士者事也，士無專事，凡民事皆士事也。記有之學也者，所以學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為長之事，不當于為士學之乎。”其後讀韓子，至縣令子孫累世， 駕故人重之，則又喟然曰，韓子亦士之杰焉者也，顧自卑其志如是，不事士事，而語民是浚，是故今之長民者，見利莫為興，見害莫為除，非必識所不及，而力有不逮也。當其始為士也，蓋亦有志，孟子之志者矣。一旦為長，則又重韓子之所重，非唯不掩其言也。復自變其說曰，興利除害之政，唯可行于古耳。或且謂興利除害之在古可稽者，未必果見諸實事，于此而告以尚志之言，若必不能以為非，則曰是匡居常談，臨事輒不可用，謂為雖善，而無征也。江陰趙君球琳圃宦游浙中數十年，屢膺大邑，而持論顧與鄙人相出入，于條理加精審焉。凡民生所疾苦，諸公群以為無可措手，而泄泄置之，且因以為利者，則皆察幾審勢，援例比案而詳為區畫之。其舉也甚易，其推也無害，民難既紓，官困亦解，作為五篇之書，以詔方來，是可為善而有征者矣。世有尚志之君子，讀其書，得引以自堅而志，卑者亦無以飾其說，以助波靡之風。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吾于趙君之書兆之矣。道光壬辰季冬月朔，安吳包世臣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