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名家，為法于後，既以代興，南、北朝碑遂𣫮郁不稱于世。永叔、明誠雖能知之，亦不能大暴著也。然諸家之書，無不導源六朝者，雖世載綿緬，傳碑無多，皆可一一搜出之。信本專仿貝義淵書，結體出鋒，毫發無異，頗怪唐世六朝碑本猶多。若信本亦僅能臨仿，豈能名家也。《化度》《九成》，氣象較為雍容，然《化度》亦出于《暉福寺》及《惠輔造像記》耳。《九成》結構，參于隋世規模，觀于《李仲璇》《高貞》《龍藏寺》《龍華寺》《舍利塔》《仲思那造像》，莫不皆然，實則筋氣疏緩，不及《張猛龍》等遠甚矣。永興《廟堂碑》，出自《敬顯俊》《高湛》《劉懿》，運筆用墨，意象悉同。若更溯其遠源，則上本于《暉福》也。
褚河南《伊闕石龕》出于《吊比干文》《齊武平五年造像》，皆八分之遺法。若《李衛公碑》《昭仁寺碑》，則《刁遵》《法生》《龍藏寺》之嗣音也。薛稷之《石淙序》，其瘦硬亦出于《吊比干文》，其出鋒縱筆，則亦出于貝義淵。顏魯公出于《穆子容》《高植》，其古厚盤礡，精神體格，悉似《穆子容》，又原于《暉福寺》也。清臣渾勁，又出《圓照造像》，鉤法尤可據。敬客《博塔銘》亦出于《龍藏寺》，而《樊府君志》尤其自出也。誠懸則歐之變格者，然清勁峻拔，與沈傳師、裴休等出于齊碑為多。《馬鳴寺碑》側筆取姿，已開甦派，在汶北等字，與坡老無異。兗州金口壩《水底石人》，筆勢翩翩，直是宋人法度。唐《少林寺》筆長態遠，則黃山谷之祖也。《美人董氏》《開皇八年造像》，娟娟靜好，則文衡山之遠祖也。《刁遵志》《王士則》《李寶成碑》，則趙吳興之高曾也。《崔敬邕碑》《楊 碑》，則鄧懷寧之自出也。《張𨦉志》則張即之所取，近代梁山舟尤似之。張孚、張軫、張景之，則吳荷屋所螟蛉也。《趙阿歡造像》，雄肆沉著，則米南宮所仿也。古之名家者，能遍臨古碑，皆有一二僻碑，為其專意橫仿，學之既深，亦有不能盡變者，其師法所自出，蹤跡猶可探討。學者因此而推之，讀碑既多，可以盡得書法之派，亦可知古人成就之故矣。
凡說此者，皆以近世人尊唐、宋、元、明書，甚至父兄之教，師友所講，臨摹稱引，皆在于是，故終身盤施，不能出唐宋人肘下。嘗見好學之士，僻好書法，終日作字，真有如趙一所誚“五日一筆，十日一墨，領袖若皂，唇齒常黑”者，其勤至矣，意亦欲與古人爭道。然用力多而成功少者，何哉？則以師學唐人，入手卑薄故也。夫唐人筆畫氣象，較之六朝，淺�M殊甚，又從而師之，其剽薄固也。雖假以彭、聃之壽，必不能望唐人，況欲追古人哉？昔人雲，智過于師，乃可傳授。又雲，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吾見鄧頑伯學六朝書，而所成乃近永興、登善；張廉卿專學六朝書，而所成乃近率更、誠懸；吾為《鄭文公》，而人以為似吳興，吾作魏隋人書，乃反似《九成》《皇甫》《樊府君》，人亦以為學唐人碑耳。蓋唐人皆師法六朝，鄧、張亦師法六朝，故能與之爭道也。為散文者師法八家，則僅能整潔而已，雄深必不及八家矣。惟師三代，法秦、漢，然後氣格濃厚，自有所成，以吾與八家同師故也。為駢文者師法六朝，則僅能麗藻而已，氣味必不如六朝矣。惟師秦、漢，法魏、晉，然後氣體高古，自有遒文，以吾與六朝同師故也。故學者有志于古，正宜上法六朝，乃所以善學唐也（與《卑唐》篇參看）。
凡此為有志成書言之，如志在干祿，則卑之無甚高論矣。六朝之體，亦各有淵源，已詳《體系篇》，遠祖則發源于兩漢，蛛絲馬跡，亦可尋求，詳《本漢篇》，此不具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