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從丁甘仁老師臨診實習之前，先進入上海中醫專門學校念書（1919—1923年）。那時候，曹師拙巢以詞章家兼通岐黃術擔任講師，為了我愛好文學，便跟曹師論醫，余事學詩。畢業後還是和同學許半龍、嚴蒼山、章次公兄等常到曹師寓所虛心的學習和反復問難題。這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但在這過程中給予我深刻的印象，保留到現在還沒有消失。
曹師是經方派的典型，處方、用藥都依照傷寒論和金匱要略的規律，強調仲景後的方書微不足道。我的看法呢？張仲景辯證求因、分經定方，規定嚴謹，在臨床上自有一定的價值。但受了歷史條件的限制，犯圍不免狹隘，不同意把後代許多經驗良方無形放棄。為了這不同的意見，我們有時引起辯論。在辯論時，曹師看見我們不能了解他的用意，往往舍醫談詩，拈題分議，各自沉思幾句，把緊張的情緒很自然的緩和下來。我記得1924年的冬天，討論芍藥的酸飲和苦泄問題，沽酒烹茶，一燈相對，不知不覺的難聲唱曉。最後還書了一幅墨梅送我。題句中有[微雪消時說與君]便指此事，可謂風趣極了。其實，曹師明知同門常用經方，而且也很願我們從經方去旁求時方，得到更豐富的知識。相對的，曹師也常用補中益氣、六味地黃和逍遙丸以及牛蒡子、前胡一類仲景書中不見的藥，根本沒有抹煞時方。次公曾對我這樣說︰“[曹師善用麻黃、桂枝，深惡痛絕的是桑葉、菊花，所以經方和時方的爭執在曹師心目中就只有麻黃和桑菊的區分，曹師也認識辛溫解表不適用于某些癥狀，所以他看到黃坤載用紫背、浮萍，就把浮萍當作溫病發汗的主藥]。次公的體會，雖然比我深入，曹師並非食古不化，也在次公的語意中可以體會得到了。
一般熟悉經方是一切方劑的基本，後世方劑大部分跟經方發展起來。譬如，一株樹吧，有了根才有枝葉花果，我們不能孤單的欣賞一枝一葉一花一果，而忽略了它的根子；同時，我們也不能見到一樹一木就認作是一座森林。曹師的極端主張研究經方而不堅持反對時方，便是這個道理。他充分的指出了研究中醫應該從源尋流，不應舍本逐末，給予後學一個明確的方向。所以曹師的論詩推祟王漁洋，教導我們又鼓勵多讀漢魏藥府，曾經特地寫了一本[古藥府評注]，可說是同一意義的。
曹師具有淵博的學問，可是業務並不太好，甚至異常清淡。那時，我的先伯父鄉謚恭惠先生主持上海慈善團體同仁輔元堂，每年端午及中秋節例有施醫給藥，就診的都是勞動人民。丁師就委托我推薦曹師參加這治療工作，大約前後有三年，[金匱發微]的內容︰便是此時的治案（少數是另外的。）[金匱發微]僅僅是曹師的著述之一，最可寶貴的，不同于過去注家的尋章摘句，鑽到牛角尖里；也不牽強附會，自作聰明。他把親自實驗到的老老實實的寫出來，沒有經驗的寧缺毋濫，絕對不妄加批判。這種[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精神，是曹師平生治學的特點，也就是[金匱發微]的實質。據我所知，曹師學孝廉的房師是嘉定s芍航生，也明醫理；後入南菁書院學藥，山長黃以周先生是著名的漢學大師兼精醫學。那麼，曹師的醫學知識，師承有自，可以概見了。因此，曹師在實事求是診斷下，有[杯而愈]的，也有[一劑知，二劑已]的，聲譽漸著，很快的轉變了一部分同道輕描淡寫的作風，不可否認是曹師推動的力量。
日寇侵略江南，曹師的故鄉—江陰淪陷，曹師激于愛國義憤，不屈殉難。在明年才得到消息，我曾撰詩追掉之（1938年）。在[傷寒發微]、[金匱發微]再版的今天，更使我回想到曹師誨人不倦的精神和正確的教學方針。他留給我們的著作，正是發掘、整理祖國醫學的寶貴材料。當然，我們並不以此為滿足，我們需要全盤接受祖國民族文化遺產，我們要從經方到時方，湯液到單味，取長舍短，消滅宗教主義，發揮中醫藥更大的效用。然而這本冊子，從中醫臨診來說，定然是值得重視的。
末了，我要說的，過去[仲景學醫與同郡張伯祖，時人以為識用精微過其師]。但是我在中醫方面，除掉業務之外，雖然也做了一些事，自己覺得沒有很好的繼承衣缽，而且仍有不同的意見經常會暴露出來，對于曹師的表揚更是談不到了。偶然和次公談及，他也認為有同樣的感概，這是我們非常慚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