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友王定安庵，幼在京，權子母，工于心計而貪詐蝟鎖，兼嗜面食，年四十後，得脾勞病，遇冬更甚，醫藥數年矣。余常勸其節食節勞，而以經營生息，刻無暇晷。每食過飽，則痰嗽喘滿，終夜不寢。壬子冬，疾增劇，乃俯余治。余進以健脾諸品，痰嗽少止，而狂啖如故，因之時發時愈。病甚則服藥，稍痊則不肯，余以其不能調攝，置之不問。年終，風事匆匆，勞擾更甚，一日早起，則面目四肢俱浮腫，而煩滿益不堪，余告其同事曰︰脾絕矣。尚未立春，雖交木令，尚可到家，立春後則不能矣。蓋肝木克脾土，促春必難過也。同事者不為意，延之。繼請一同鄉醫視之，則曰︰此水病，下之則愈矣。問用何藥？則曰︰舟車丸。余力陳不可，而病者誤信之，急服三錢，腫未減，而臥不能興。診其脈若有若無。同事惟恐其歿于鋪，急覓車傅人送還，出京甫數日，歿于松林店。計其時，立春後五日也。吁！人生固有命，而始則不知愛養，繼則不信良言，迨疾不可為，又信庸醫，以速成其烈屬，亦愚之甚至矣。故錄之，以為不知調攝者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