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內中風證（亦名類中風，即西人所謂腦充血證），其脈弦長有力（即西醫所謂血壓過高），或上盛下虛，頭目時常眩暈，或腦中時常作疼發熱，或目脹耳鳴，或心中煩熱，或時常噫氣，或肢體漸覺不利，或口眼漸形歪斜，或面色如醉，甚或眩暈，至于顛僕，昏不知人，移時始醒，或醒後不能撤消，精神短少，或肢體痿廢，或成偏枯。
懷牛膝（一兩） 生赭石（一兩，軋細） 生龍骨（五錢，搗碎） 生牡蠣（五錢，搗碎） 生龜板（五錢，搗碎） 生杭芍（五錢） 玄參（五錢） 天冬（五錢） 川楝子（二錢，搗碎） 生麥芽（二錢）茵陳（二錢） 甘草（錢半）
心中熱甚者，加生石膏一兩。痰多者，加膽星二錢。尺脈重按虛者，加熟地黃八錢、淨萸肉五錢。大便不實者，去龜板、赭石，加赤石脂（喻嘉言謂石脂可代赭石）一兩。
風名內中，言風自內生，非風自外來也。《內經》謂“諸風掉眩，皆屬于肝”。蓋肝為木髒，木火熾盛，亦自有風。此因肝木失和風自肝起。又加以肺氣不降，腎氣不攝，沖氣胃氣又復上逆，于斯，髒腑之氣化皆上升太過，而血之上注于腦者，亦因之太過，致充塞其血管而累及神經。其甚者，致令神經失其所司，至昏厥不省人事。西醫名為腦充血證，誠由剖解實驗而得也。是以方中重用牛膝以引血下行，此為治標之主藥。而復深究病之本源，用龍骨、牡蠣、龜板、芍藥以鎮熄肝風，赭石以降胃降沖，玄參、天冬以清肺氣，肺中清肅之氣下行，自能鎮制肝木。至其脈之兩尺虛者，當系腎髒真陰虛損，不能與真陽相維系。其真陽脫而上奔，並挾氣血以上沖腦部，故又加熟地、萸肉以補腎斂腎。從前所擬之方，原止此數味。後因用此方效者固多，間有初次將藥服下轉覺氣血上攻而病加劇者，于斯加生麥芽、茵陳、川楝子即無斯弊。蓋肝為將軍之官，其性剛果，若但用藥強制，或轉激發其反動之力。茵陳為青蒿之嫩者，得初春少陽生發之氣，與肝木同氣相求，瀉肝熱兼舒肝郁，實能將順肝木之性。麥芽為谷之萌芽，生用之亦善將順肝木之性使不抑郁。川楝子善引肝氣下達，又能折其反動之力。方中加此三味，而後用此方者，自無他虞也。心中熱甚者，當有外感，伏氣化熱，故加石膏。有痰者，恐痰阻氣化之升降，故加膽星也。
內中風之證，曾見于《內經》。而《內經》初不名為內中風，亦不名為腦充血，而實名之為煎厥、大厥、薄厥。今試譯《內經》之文以明之。《內經》脈解篇曰︰“肝氣當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蓋肝為將軍之官，不治則易怒，因怒生熱，煎耗肝血，遂致肝中所寄之相火，掀然暴發，挾氣血而上沖腦部，以致昏厥。此非因肝風內動，而遂為內中風之由來乎？
《內經》調經論曰︰“血之與氣，並走于上，此為大厥，厥則暴死。氣反則生，氣不反則死。”蓋血不自升，必隨氣而上升，上升之極，必至腦中充血。至所謂氣反則生，氣不反則死者，蓋氣反而下行，血即隨之下行，故其人可生。若其氣上行不反，血必隨之充而益充，不至血管破裂不止，猶能望其復甦乎。
讀此節經文，內中風之理明，腦充血之理亦明矣。
《內經》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大怒則形絕，血宛（即郁字）于上，使人薄厥。”觀此節經文，不待詮解，即知其為肝風內動，以致腦充血也。其曰薄厥者，言其腦中所宛之血，激薄其腦部，以至于昏厥也。細思三節經文，不但知內中風即西醫所謂腦充血，且更可悟得此證治法，于經文之中，不難自擬對證之方，而用之必效也。
特是證名內中風，所以別外受之風也。乃自唐、宋以來，不論風之外受、內生，渾名曰中風。夫外受之風為真中風，內生之風為類中風，其病因懸殊，治法自難從同。若辨證不清，本系內中風，而亦以祛風之藥發表之，其髒腑之血，必益隨發表之藥上升，則腦中充血必益甚，或至于血管破裂，不可救藥。此關未透，誠唐、宋醫學家一大障礙也。迨至宋末劉河間出，悟得風非皆由外中，遂創為五志過極動火而猝中之論，此誠由《內經》“諸風掉眩皆屬于肝”句悟出。蓋肝屬木，中藏相火，木盛火熾，即能生風也。大法，以白虎湯、三黃湯沃之，所以治實火也。以逍遙散疏之，所以治郁火也（逍遙散中柴胡能引血上行最為忌用，是以鎮肝熄風湯中止用茵陳、生麥芽諸藥疏肝）。以通聖散（方中防風亦不宜用）、涼膈散雙解之，所以治表里之邪火也。以六味湯滋之，所以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以八味丸引之，所謂從治之法，引火歸源也（雖曰引火歸源，而桂、附終不宜用）。細審河間所用之方，雖不能絲絲入扣，然勝于但知治中風不知分內外者遠矣。且其謂有實熱者，宜治以白虎湯，尤為精確之論。愚治此證多次，其昏僕之後，能自甦醒者多，不能甦醒者少。其于甦醒之後，三四日間，現白虎湯證者，恆十居六七。因知此證，多先有中風基礎，伏藏于內，後因外感而激發，是以從前醫家，統名為中風。不知內風之動，雖由于外感之激發，然非激發于外感之風，實激發于外感之因風生熱，內外兩熱相並，遂致內風暴動。此時但宜治外感之熱，不可再散外感之風，此所以河間獨借用白虎湯，以瀉外感之實熱，而于麻桂諸藥概無所用。蓋發表之藥，皆能助血上行，是以不用，此誠河間之特識也。吾友張山雷（江甦嘉定人），著有《中風 詮》一書，發明內中風之證，甚為精詳。書中亦獨有取于河間，可與拙論參觀矣。
後至元李東垣、朱丹溪出，對于內中風一證，于河間之外，又創為主氣、主濕之說。東垣謂人之元氣不足，則邪湊之，令人猝倒僵僕，如風狀。夫人身之血，原隨氣流行，氣之上升者過多，可使腦部充血，排擠腦髓神經。至于昏厥，前所引《內經》三節文中已言之詳矣。若氣之上升者過少，又可使腦部貧血，無以養其腦髓神經，亦可至于昏厥。是以《內經》又謂︰“上氣不足，腦為之不滿，耳為之苦鳴，頭為之傾，目為之眩。”觀《內經》如此雲雲，其劇者，亦可至于昏厥，且其謂腦為之不滿，實即指腦中貧血而言也。由斯而論，東垣之論內中風，由于氣虛邪湊，原于腦充血者之中風無關，而實為腦貧血者之中風，開其治法也。是則河間之主火，為腦充血，東垣之主氣，為腦貧血，一實一虛，迥不同也。至于丹溪則謂東南氣溫多濕，有病風者，非風也，由濕生痰，痰生熱，熱生風，此方書論中風者所謂丹溪主濕之說也。然其證原是痰厥，與腦充血、腦貧血皆無涉。即使二證當昏厥之時，間有挾痰者，乃二證之兼證，非二證之本病也。
按︰其所謂因熱生風之見解，似與河間主火之意相同，而實則迥異。蓋河間所論之火生于燥，故所用之藥，注重潤燥滋陰。丹溪所論之熱生于濕，其所用之藥，注重去濕利痰。夫濕非不可以生熱，然因濕生熱，而動肝風者甚少矣（肝風之動多因有燥熱）。是則二子之說，仍以河間為長也。
至清中葉王勛臣出，對于此證，專以氣虛立論。謂人之元氣，全體原十分，有時損去五分，所余五分，雖不能充體，猶可支持全身。而氣虛者經絡必虛，有時氣從經絡虛處通過，並于一邊，彼無氣之邊，即成偏枯。爰立補陽還五湯，方中重用黃 四兩，以峻補氣分，此即東垣主氣之說也。然王氏書中，未言脈象何如。若遇脈之虛而無力者，用其方原可見效。若其脈象實而有力，其人腦中多患充血，而復用黃 之溫而升補者，以助其血愈上行，必至凶危立見，此固不可不慎也。前者邑中某人，右手廢不能動，足仍能行。其孫出門，遇一在津業醫者甫歸，言此證甚屬易治，遂延之診視。所立病案言脈象洪實，已成瘓證無疑。其方仿王氏補陽還五湯，有黃 八錢。服藥之後，須臾昏厥不醒矣。夫病本無性命之憂，而誤服黃 八錢，竟至如此，可不慎哉！
劉××丁卯來津後，其腦中常覺發熱，時或眩暈，心中煩躁不寧，脈象弦長有力，左右皆然，知系腦充血證。
蓋其憤激填胸，焦思積慮者已久，是以有斯證也。為其腦中覺熱，俾用綠豆實于囊中作枕，為外治之法。又治以鎮肝熄風湯，于方中加地黃一兩，連服數劑，腦中已不覺熱。遂去川楝子，又將生地黃改用六錢，服過旬日，脈象和平，心中亦不煩躁，遂將藥停服。
又︰天津于氏所娶新婦，過門旬余，忽然頭疼。醫者疑其受風，投以發表之劑，其疼陡劇，號呼不止。延愚為之診視。其脈弦硬而長，左部尤甚。知其肝膽之火上沖過甚也。遂投以鎮肝熄風湯，加龍膽草三錢，以瀉其肝膽之火。一劑病愈強半，又服兩劑，頭已不疼，而脈象仍然有力。遂去龍膽草，加生地黃六錢，又服數劑，脈象如常，遂將藥停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