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漕運倉庫
歷代以來，漕粟所都，給官府廩食，各視道里遠近以為準。太祖都金陵，四方貢賦，由江以達京師，道近而易。自成祖遷燕，道里遼遠，法凡三變。初支運，次兌運、支運相參，至支運悉變為長運而制定。
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江西及甦州等九府，運糧三百萬石於汴梁。已而大將軍徐達令忻、崞、代、堅、台五州運糧大同。中書省符下山東行省，募水工發萊州洋海倉餉永平衛。其後海運餉北平、遼東為定制。其西北邊則浚開封漕河餉陝西，自陝西轉餉寧夏、河州。其西南令川、貴納米中鹽，以省遠運。於時各路皆就近輸，得利便矣。
永樂元年納戶部尚書郁新言，始用淮船受三百石以上者，道淮及沙河抵陳州潁岐口跌坡，別以巨舟入黃河抵八柳樹，車運赴衛河輸北平，與海運相參。時駕數臨幸，百費仰給，不止餉邊也。淮、海運道凡二，而臨清倉儲河南、山東粟，亦以輸北平，合而計之為三運。惟海運用官軍，其餘則皆民運雲。
自浚會通河，帝命都督賈義、尚書宋禮以舟師運。禮以海船大者千石，工窳輒敗，乃造淺船五百艘，運淮、揚、徐、�劑赴僂潁 緣焙Ｔ酥 Ｆ澆 盧u繼之，頗增至三千餘艘。時淮、徐、臨清、德州各有倉。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至淮安倉，分遣官軍就近 運。自淮至徐以浙、直軍，自徐至德以京衛軍，自德至通以山東、河南軍。以次遞運，歲凡四次，可三百萬餘石，名曰支運。支運之法，支者，不必出當年之民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支。通數年以為裒益，期不失常額而止。由是海陸二運皆罷，惟存遮洋船，每歲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糧三十萬石，十二輸天津，十八由直沽入海輸薊州而已。不數年，官軍多所調遣，遂復民運，道遠數愆期。
宣德四年， 及尚書黃福建議復支運法，乃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百五十萬石於淮安倉，甦、松、寧、池、廬、安、廣德民運糧二百七十四萬石於徐州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太、滁、和、徐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於臨清倉，令官軍接運入京、通二倉。民糧既就近入倉，力大減省，乃量地近遠，糧多寡，抽民船十一或十三、五之一以給官軍。惟山東、河南、北直隸則徑赴京倉，不用支運。尋令南陽、懷慶、汝寧糧運臨清倉，開封、彰德、衛輝糧運德州倉，其後山東、河南皆運德州倉。
六年， 言︰“江南民運糧諸倉，往返幾一年，誤農業。令民運至淮安、瓜洲，兌與衛所。官軍運載至北，給與路費耗米，則軍民兩便。”是為兌運。命群臣會議。吏部蹇義等上官軍兌運民糧加耗則例，以地遠近為差。每石，湖廣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隸六斗，北直隸五斗。民有運至淮安兌與軍運者，止加四斗，如有兌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赴諸倉，不願兌者，亦听其自運。軍既加耗，又給輕齎銀為洪閘盤撥之費，且得附載他物，皆樂從事，而民亦多以遠運為艱。於是兌運者多，而支運者少矣。軍與民兌米，往往恃強勒索。帝知其弊，敕戶部委正官監臨，不許私兌。已而頗減加耗米，遠者不過六斗，近者至二斗五升。以三分為率，二分與米，一分以他物準。正糧斛面銳，耗糧俱平概。運糧四百萬石，京倉貯十四，通倉貯十六。臨、徐、淮三倉各遣御史監收。
正統初，運糧之數四百五十萬石，而兌運者二百八十萬餘石，淮、徐、臨、德四倉支運者十之三四耳。土木之變，復盡留山東、直隸軍操備。甦、松諸府運糧仍屬民。景泰六年，瓦剌入貢，乃復軍運。天順末，兌運法行久，倉入覬耗餘，入庾率兌斛面，且求多索，軍困甚。憲宗即位，漕運參將袁佑上言便宜。帝曰︰“律令明言，收糧令納戶平準，石加耗不過五升。今運軍願明加，則倉吏侵害過多可知。今後令軍自概，每石加耗五升，毋溢，勒索者治罪。”後從督倉中官言，加耗至八升。久之，復溢收如故，屢禁不能止也。
初，運糧京師，未有定額。成化八年始定四百萬石，自後以為常。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其內兌運者三百三十萬石，由支運改兌者七十萬石。兌運之中，湖廣、山東、河南折色十七萬七千七百石。通計兌運、改兌加以耗米入京、通兩倉者，凡五百十八萬九千七百石。而南直隸正糧獨百八十萬，薊州一府七十萬，加耗在外。浙賦視甦減數萬。江西、湖廣又殺焉。天津、甦州、密雲、昌平，共給米六十四萬餘石，悉支兌運米。而臨、德二倉，貯預備米十九萬餘石，取山東、河南改兌米充之。遇災傷，則撥二倉米以補運，務足四百萬之額，不令缺也。
至成化七年，乃有改兌之議。時應天巡撫滕昭令運軍赴江南水次交兌，加耗外，復石增米一斗為渡江費。後數年，帝乃命淮、徐、臨、德四倉支運七十萬石之米，悉改水次交兌。由是悉變為改兌，而官軍長運遂為定制。然是時，司倉者多苛取，甚至有額外罰，運軍展轉稱貸不支。弘治元年，都御史馬文升疏論運軍之苦，言︰“各直省運船，皆工部給價，令有司監造。近者，漕運總兵以價不時給，請領價自造。而部臣慮軍士不加愛護，議令本部出料四分，軍衛任三分，舊船抵三分。軍衛無從措辦，皆軍士賣資產、蠰男女以供之，以造船之苦也。正軍逃亡數多，而額數不減，俱以餘丁充之，一戶有三、四人應役者。春兌秋歸，艱辛萬狀。船至張家灣，又雇車盤撥，多稱貸以濟用，此往來之苦也。其所稱貸，運官因以侵漁，責償倍息。而軍士或自載土產以易薪米，又格於禁例，多被掠奪。今宜加造船費每艘銀二十兩，而禁約運官及有司科害搜檢之弊，庶軍困少甦。”詔從其議。五年，戶部尚書葉淇言︰“甦、松諸府，連歲荒歉，民買漕米，每石銀二兩。而北直隸、山東、河南歲供宣、大二邊糧料，每石亦銀一兩。去歲，甦州兌運已折五十萬石，每石銀一兩。今請推行於諸府，而稍差其直。災重者，石七錢，稍輕者，石仍一兩。俱解部轉發各邊，抵北直隸三處歲供之數，而收三處本色以輸京倉，則費省而事易集。”從之。自後歲災，輒權宜折銀，以水次倉支運之糧充其數，而折價以六七錢為率，無復至一兩者。
先是，成化間行長運之法。江南州縣運糧至南京，令官軍就水次兌支，計省加耗輸 之費，得餘米十萬石有奇，貯預備倉以資緩急之用。至是，巡撫都御史以兌支有弊，請令如舊上倉而後放支。戶部言︰“兌支法善，不可易。”詔從部議，以所餘就貯各衛倉，作正支銷。又從戶部言，山東改兌糧九萬石，仍听民自運臨、德二倉，令官軍支運。正德二年，漕運官請疏通水次倉儲，言︰“往時民運至淮、徐、臨、德四倉，以待衛軍支運，後改附近州縣水次交兌。已而並支運七十萬石亦令改兌。但七十萬石之外，猶有交兌不盡者，民仍運赴四倉，久無支銷，以致陳腐。請將浙江、江西、湖廣正兌糧米三十五萬石，折銀解京，而令三省衛軍赴臨、德等倉，支運如所折之數。則諸倉米不腐，三省漕卒便於支運。歲漕額外，又得三十五萬折銀，一舉而數善具矣。”帝命部臣議，如其請。六年，戶部侍郎邵寶以漕運遲滯，請復支運法。戶部議，支運法廢久，不可卒復，事遂寢。
臨、德二倉之貯米也，凡十九萬，計十年得百九十萬。自世宗初，災傷撥補日多，而山東、河南以歲歉，數請輕減，且二倉囤積多朽腐。於是改折之議屢興，而倉儲漸耗矣。嘉靖元年，漕運總兵楊宏，請以輕齎銀听運官道支，為顧僦舟車之費，不必裝鞘印封，計算羨餘，以苦漕卒。給事、御史交駁之。戶部言︰“科道官之論，主于防奸，是也。但輕齎本資轉般費，今慮官軍侵耗，盡取其贏餘以歸太倉，則以腳價為正糧，非立法初意也。”乃議運船至通州，巡倉御史核驗，酌量支用實數，著為定規。有羨餘，不輸太倉，即用以修船，官旗漁蠹者重罪。輕齎銀者，憲宗以諸倉改兌，給路費，始各有耗米；兌運米，俱一平一銳，故有銳米；自隨船給運四斗外，餘折銀，謂之輕齎。凡四十四萬五千餘兩。後頗入太倉矣。隆慶中，運道艱阻，議者欲開膠萊河，復海運。由淮安清江浦口，歷新壩、馬家壕至海倉口，徑抵直沽，止循海套，不泛大洋。疏上，遣官勘報，以水多沙磧而止。
神宗時，漕運總督舒應龍言︰“國家兩都並建，淮、徐、臨、德，實南北咽喉。自兌運久行，臨、德尚有歲積，而淮、徐二倉無粒米。請自今山東、河南全熟時，盡徵本色上倉。計臨、德已足五十餘萬，則令納於二倉，亦積五十萬石而止。”從之。當是時，折銀漸多。萬歷三十年，漕運抵京，僅百三十八萬餘石。而撫臣議載留漕米以濟河工，倉場侍郎趙世卿爭之，言︰“太倉入不當出，計二年後，六軍萬姓將待新漕舉炊，倘輸納愆期，不復有京師矣。”蓋災傷折銀，本折漕糧以抵京軍月俸。其時混支以給邊餉，遂致銀米兩空，故世卿爭之。自後倉儲漸匱，漕政亦益馳。迨於啟、禎，天下蕭然煩費，歲供愈不足支矣。
運船之數，永樂至景泰，大小無定，為數至多。天順以後，定船萬一千七百七十，官軍十二萬人。許令附載土宜，免徵稅鈔。孝宗時限十石，神宗時至六十石。
憲宗立運船至京期限，北直隸、河南、山東五月初一日，南直隸七月初一日，其過江支兌者，展一月，浙江、江西、湖廣九月初一日。通計三年考成，違限者，運官降罰。武宗列水程圖格，按日次填行止站地，違限之米，頓德州諸倉，曰寄囤。世宗定過淮程限，江北十二月者，江南正月，湖廣、浙江、江西三月，神宗時改為二月。又改至京限五月者，縮一月，七八九月者，遞縮兩月。後又通縮一月。神宗初，定十月開倉，十一月兌竣，大縣限船到十日，小縣五日。十二月開幫，二月過淮，三月過洪入閘。皆先期以樣米呈戶部，運糧到日，比驗相同乃收。
凡災傷奏請改折者，毋過七月。題議後期及臨時改題者，立案免覆。漂流者，抵換食米。大江漂流為大患，河道為小患；二百石外為大患，二百石內為小患。小患把總勘報，大患具奏，其後不計多寡，概行奏勘矣。
初，船用楠杉，下者乃用松。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每船受正耗米四百七十二石。其後船數缺少，一船受米七八百石。附載夾帶日多，所在稽留違限。一遇河決，即有漂流，官軍因之為奸。水次折乾，沿途侵盜，妄稱水火，至有鑿船自沉者。
明初，命武臣督海運，嘗建漕運使，尋罷。成祖以後用御史，又用侍郎、都御史催督，郎中、員外分理，主事督兌，其制不一。景泰二年始設漕運總督于淮安，與總兵、參將同理漕事。漕司領十二總，十二萬軍，與京操十二營軍相準。初，宣宗令運糧總兵官、巡撫、侍郎歲八月赴京，會議明年漕運事宜，及設漕運總督，則並令總督赴京。至萬歷十八年後始免。凡歲正月，總漕巡揚州，經理瓜、淮過閘。總兵駐徐、邳，督過洪入閘，同理漕參政管押赴京。攢運則有御史、郎中，押運則有參政，監兌、理刑、管洪、管廠、管閘、管泉、監倉則有主事，清江、衛河有提舉。兌畢過淮過洪，巡撫、漕司、河道各以職掌奏報。有司米不備，軍衛船不備，過淮誤期者，責在巡撫。米具船備，不即驗放，非河梗而壓幫停泊，過洪誤期因而漂凍者，責在漕司。船糧依限，河渠淤淺，疏浚無法，閘坐啟閉失時，不得過洪抵灣者，責在河道。
明初，於漕政每加優恤，仁、宣禁役漕舟，宥遲運者。英宗時始扣口糧均攤，而運軍不守法度為民害。自後漕政日馳，軍以耗米易私物，道售稽程。比至，反買倉米補納，多不足數。而糧長率攙沙水於米中，河南、山東尤甚，往往蒸濕䪸氖疙糌a場Ｈㄒ 司 載樅± 燎氬 廝案 弦勻﹞ァｄ鈐稅炎藶視苫叩謾２殖《鍆飪迫。 曛潦 耐頡Ｊ雷誄跽 畋錐 甯錚 黃 鰲⑽ハ薅 祝 找宰躺酢Ｖ幸兌院螅 娌豢刪口狄印 br />
漕糧之外，甦、松、常、嘉、湖五府，輸運內府白熟粳糯米十七萬四十餘石，內折色八千餘石，各府部糙粳米四萬四千餘石，內折色八千八百餘石，令民運。謂之白糧船。自長運法行，糧皆軍運，而白糧民運如故。穆宗時，陸樹德言︰“軍運以充軍儲，民運以充官祿。人知軍運之苦，不知民運尤苦也。船戶之求索，運軍之欺陵，洪閘之守候，入京入倉，厥弊百出。嘉靖初，民運尚有保全之家，十年後無不破矣。以白糧令軍帶運甚便。”疏入，下部議。不從。
凡諸倉應輸者有定數，其或改撥他鎮者，水次應兌漕糧，即令坐派鎮軍領兌者給價，州縣官督車戶運至遠倉，或給軍價就令關支者，通謂之 運。九邊之地，輸糧大率以車，宣德時，餉開平亦然，而蘭、甘、松潘，往往使民背負。永樂中，又嘗令廣東海運二十萬石給交址雲。
明初，京衛有軍儲倉。洪武三年增置至二十所，且建臨濠、臨清二倉以供轉運。各行省有倉，官吏俸取給焉。邊境有倉，收屯田所入以給軍。州縣則設預備倉，東南西北四所，以振凶荒。自鈔法行，頗有省革。二十四年儲糧十六萬石於臨清，以給訓練騎兵。二十八年置皇城四門倉，儲糧給守御軍。增京師諸衛倉凡四十一。又設北平、密雲諸縣倉，儲糧以資北征。永樂中，置天津及通州左衛倉，且設北京三十七衛倉。益令天下府縣多設倉儲，預備倉之在四鄉者移置城內。迨會通河成，始設倉於徐州、淮安、德州，而臨清因洪武之舊，並天津倉凡五，謂之水次倉，以資轉運。既，又移德州倉於臨清之永清壩，設武清衛倉於河西務，設通州衛倉於張家灣。宣德中，增造臨清倉，容三百萬石。增置北京及通州倉。京倉以御史、戶部官、錦衣千百戶季更巡察。外倉則布政、按察、都司關防之。各倉門，以致仕武官二，率老幼軍丁十人守之，半年一更。英宗初，命廷臣集議，天下司府州縣，有倉者以衛所倉屬之，無倉者以衛所改隸。惟遼東、甘肅、寧夏、萬全及沿海衛所，無府州縣者仍其舊。正統中，增置京衛倉凡七。自兌運法行，諸倉支運者少，而京、通倉不能容，乃毀臨清、德州、河西務倉三分之一，改為京、通倉。景泰初，移武清衛諸倉於通州。成化初，廢臨、德預備倉在城外者，而以城內空廒儲預備米。名臨清者曰常盈，德州者曰常豐。凡京倉五十有六，通倉十有六。直省府州縣、 府、邊隘、堡站、衛所屯戍皆有倉，少者一二，多者二三十雲。
預備倉之設也，太祖選耆民運鈔糴米，以備振濟，即令掌之。天下州縣多所儲蓄，後漸廢馳。于謙撫河南、山西，修其政。周忱撫南畿，別立濟農倉。他人不能也。正統時，重侵盜之罪，至僉妻充軍。且定納谷千五百石者，敕獎為義民，免本戶雜役。凡振饑米一石，俟有年，納稻谷二石五斗還官。弘治三年限州縣十里以下積萬五千石，二十里積二萬石；衛千戶所萬五千石，百戶所三百石。考滿之日，稽其多寡以為殿最。不及三分者奪俸，六分以上降調。十八年令贖罪贓罰，皆糴谷入倉。正德中，令囚納紙者，以其八折米入倉。軍官有犯者，納谷準立功。初，預備倉皆設倉官，至是革，令州縣官及管糧倉官領其事。嘉靖初，諭德顧鼎臣言︰“成、弘時，每年以存留餘米入預備倉，緩急有備。今秋糧僅足兌運，預備無粒米。一遇災傷，輒奏留他糧及勸富民借谷，以應故事。乞急復預備倉糧以裕民。”帝乃令有司設法多積米谷，仍仿古常平法，春振貧民，秋成還官，不取其息。府積萬石，州四五千石，縣二三千石為率。既，又定十里以下萬五千石，累而上之，八百里以下至十九萬石。其後積粟盡平糶，以濟貧民，儲積漸減。隆慶時，劇郡無過六千石，小邑止千石。久之數益減，科罰亦益輕。萬歷中，上州郡至三千石止，而小邑或僅百石。有司沿為具文，屢下詔申飭，率以虛數欺罔而已。
弘治中，江西巡撫林俊嘗請建常平及社倉。嘉靖八年乃令各撫、按設社倉。令民二三十家為一社，擇家殷實而有行義者一人為社首，處事公平者一人為社正，能書算者一人為社副，每朔望會集，別戶上中下，出米四斗至一斗有差，斗加耗五合，上戶主其事。年饑，上戶不足者量貸，稔歲還倉。中下戶酌量振給，不還倉。有司造冊送撫、按，歲一察核。倉虛，罰社首出一歲之米。其法頗善，然其後無力行者。
兩京庫藏，先後建設，其制大略相同。內府凡十庫︰內承運庫，貯緞匹、金銀、寶玉、齒角、羽毛，而金花銀最大，歲進百萬兩有奇。廣積庫，貯硫黃、硝石。甲字庫，貯布匹、顏料。乙字庫，貯胖襖、戰鞋、軍士裘帽。丙字庫，貯棉花、絲纊。丁字庫，貯銅鐵、獸皮、甦木。戊字庫，貯甲仗。贓罰庫，貯沒官物。廣惠庫，貯錢鈔。廣盈庫，貯 絲、紗羅、綾錦、 絹。六庫皆屬戶部，惟乙字庫屬兵部，戊字、廣積、廣盈庫屬工部。又有天財庫，亦名司鑰庫，貯各衙門管鑰，亦貯錢鈔。供用庫，貯粳稻、熟米及上供物。以上通謂之內庫。其在宮內者，又有內東裕庫、寶藏庫，謂之里庫。凡里庫不關於有司。其會歸門、寶善門迤東及南城磁器諸庫，則謂之外庫。若內府諸監司局，神樂堂，犧牲所，太常、光祿寺，國子監，皆各以所掌，收貯應用諸物。太僕則馬價銀歸之。明初，嘗置行用庫於京城及諸府州縣，以收易昏爛之鈔。仁宗時罷。
英宗時，始設太倉庫。初，歲賦不徵金銀，惟坑冶稅有金銀，入內承運庫。其歲賦偶折金銀者，俱送南京供武臣祿。而各邊有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改折漕糧，歲以百萬為額，盡解內承運庫，不復送南京。自給武臣祿十餘萬兩外，皆為御用。所謂金花銀也。七年乃設戶部太倉庫。各直省派剩麥米，十庫中綿絲、絹布及馬草、鹽課、關稅，凡折銀者，皆入太倉庫。籍沒家財，變賣田產，追收店錢，援例上納者，亦皆入焉。專以貯銀，故又謂之銀庫。弘治時，內府供應繁多，每收太倉銀入內庫。又置南京銀庫。正德時，內承運庫中官數言內府財用不充，請支太倉銀。戶部執奏不能沮。嘉靖初，內府供應視弘治時，其後乃倍之。初，太倉中庫積銀八百餘萬兩，續收者貯之兩廡，以便支發。而中庫不動，遂以中庫為老庫，兩廡為外庫。及是時，老庫所存者僅百二十萬兩。二十二年特令金花、子粒銀應解內庫者，並送太倉備邊用，然其後復入內庫。三十七年令歲進內庫銀百萬兩外，加預備欽取銀，後又取沒官銀四十萬兩入內庫。隆慶中，數取太倉銀入內庫，承運庫中官至以空扎下戶部取之。廷臣疏諫，皆不听。又數取光祿太僕銀，工部尚書 衡極諫，不听。初，世宗時，太倉所入二百萬兩有奇。至神宗萬歷六年，太倉歲入凡四百五十餘萬兩，而內庫歲供金花銀外，又增買辦銀二十萬兩以為常，後又加內操馬芻料銀七萬餘兩。久之，太倉、光祿、太僕銀，括取幾盡。邊賞首功，向發內庫者，亦取之太僕矣。
凡甲字諸庫，主事偕科道巡視。太倉庫，員外郎、主事領之，而以給事中巡視。嘉靖中，始兩月一報出納之數。時修工部舊庫，名曰節慎庫，以貯礦銀。尚書文明以給工價，帝詰責之，令以他銀補償，自是專以給內用焉。
其在外諸布政司、都司、直省府州縣衛所皆有庫，以貯金銀、錢鈔、絲帛、贓罰諸物。巡按御史三歲一盤查。各運司皆有庫貯銀，歲終，巡鹽御史委官察之。凡府州縣稅課司局、河泊所，歲課、商稅、魚課、引由、契本諸課程，太祖令所司解州縣府司，以至於部，部札之庫，其元封識，不擅發也。至永樂時，始委驗勘，中，方起解；至部復驗，同，乃進納。嘉靖時，建驗試廳，驗中，給進狀寄庫。月逢九，會巡視庫藏科道官，進庫驗收，不堪者駁易。正統十年設通濟庫於通州。世宗時罷。隆慶初，密雲、薊州、昌平諸鎮皆設庫，收貯主客年例、軍門公費及撫賞、修邊銀雲。
凡為倉庫害者，莫如中官。內府諸庫監收者，橫索無厭。正德時，台州衛指揮陳良納軍器，稽留八載，至乞食於市。內府收糧，增耗嘗以數倍為率，其患如此。諸倉初不設中官，宣德末，京、通二倉始置總督中官一人，後淮、徐、臨、德諸倉亦置監督，漕 軍民被其害。世宗用孫交、張孚敬議，撤革諸中官，惟督諸倉者如故。久之，從給事中管懷理言，乃罷之。
初，天下府庫各有存積，邊餉不借支於內，京師不收括於外。成化時，巡鹽御史楊澄始請發各鹽運提舉司贓罰銀入京庫。弘治時，給事中曾昂請以諸布政司公帑積貯征徭羨銀，盡輸太倉。尚書周經力爭之，以為有不足者，以識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必欲盡括天下財，非藏富於民意也。至劉瑾用事，遂令各省庫藏盡輸京師。世宗時，閩、廣進羨餘，戶部請責他省巡按，歲一奏獻如例。又以太倉庫匱，運南戶部庫銀八十萬兩實之。而戶部條上理財事宜，臨、德二倉積銀二十萬兩，錄以歸太倉。隆慶初，遣四御史分行天下，搜括庫銀。神宗時，御史蕭重望請核府縣歲額銀進部，未報上。千戶何其賢乞敕內官與己督之，帝竟從其請，由是外儲日就耗。至天啟中，用操江巡撫範濟世策，下敕督歲進，收括靡有遺矣。南京內庫頗藏金銀珍寶，魏忠賢矯旨取進，盜竊一空。內外匱竭，遂至於亡。
【譯文】
歷代以來，漕糧聚集，供給官府麇食，各自根據道路遠近作為標準。
太祖建都金陵，四方貢獻賦稅，從長江抵達京城，道路近易于運送。
自從成祖遷都于燕，道路遙遠，制度一共改變三次。
最初施行支運，後來施行兌運、支運互相參用，到最後支運全部變成長運麗制度被確定下來。
洪武元年，北伐，命令浙江、江西以及甦州等九府，運糧三百萬石到汴梁。
隨後大將軍徐達命令忻、崞、代、堅、台五州運糧至大同。
中書省公文下發山東行省，招募水工調發萊州洋海倉的糧食供應永平衛軍餉。
此後海運供應北平、遼東軍餉作為固定的制度。
西北邊防則疏浚開封漕河供應陝西軍餉，從陝西轉運給寧夏、河州。
西南則命令川、貴納米中鹽，以省去長途運輸。
于是各路都就近輸送，得到其便利。
丞樂元年，接受戶部尚書郁新的建議，開始用承載二百石以上的淮船，途經淮及沙河抵達陳州穎岐口跌坡，另用巨船入黃河抵達八柳樹，用車運往衛河輸納北平，與海運互相參用。
當時皇帝多次臨幸，各種費用供給，不只是供應邊防軍餉。
淮、海運輸線共二條，而臨清倉庫存儲河南、山東的糧食，也用以輸送北平，合計共有三條線。
只有海運用官軍，其余都是民運。
自從疏浚會通河，皇帝命令都督賈義、尚書宋禮用水軍運送。
宋禮因海船大的可載千石，制造粗濫便壤，便制造淺船五百艘，運輸淮、揚、徐、充糧食一百萬石，以與海運之數相當。
平江伯陳管繼任，多增至三千多艘。
當時淮、徐、臨清、德州各有倉庫。
江西、湖廣、浙江人民運糧到淮安倉庫，分別派官軍在近處運送。
從淮到徐用浙、直的軍隊，從徐到德用京衛軍，從德到通用山東、河南的軍隊，依次遞運，每年共四次，大約可運三百多萬石，名叫支運。
支運的方法，支是不必出當年人民交納的糧食；納是不必供應當年軍隊的開支。
總計數年以為增減，期約不失去經常的額數而止。
于是海、陸二條運輸都罷除，只保存遮洋船，每年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邊，兌糧三十萬石，十分之二輸送天津，十分之八從直沽入海輸送到薊州而止。
沒有幾年，官軍多所調遣，便又用民運，道路遙遠多次超過期限。
宣德四年，陳管和尚書黃福建議恢復支運法，便命令汪西、湖廣、浙江人民運糧一百五十萬石到淮安糧倉，甦、松、寧、池、廬、安、廣德人民運糧二百七十四萬石到徐州糧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太、滁、和、徐人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到臨清糧倉，命令官軍接著運送入京、通二糧倉。
人民的糧食就近納入官倉以後，人力大大減省，便測量地方遠近，糧食的多少，抽調民船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三、五分之一以供給官軍。
只有山東、河南、北直隸便徑直送往京倉，不用支運。
不久命令南陽、懷慶、汝寧的糧食運往臨清倉庫，開封、彰德、衛輝的糧食運往德州倉庫，此後山東、河南都運送德州倉庫。
六年，陳逭奏言︰“江南人民運糧到各官倉，往返將近一年，耽誤農業。
命令人民運到淮安、瓜洲，兌給衛所。
官軍運載到北方，給予路費和消耗的糧食，則軍隊和人民兩面都便利。”造就是兌運。
命令群臣集體討論。
吏部蹇義等上呈官軍兌逗人民交納的糧食補加損耗的條例，以地方遠近作為差等。
每石糧，湖廣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隸六斗，北直隸五斗。
人民有運送到淮安兌給軍運的，最多加四斗，如果有兌運不完的，仍令人民自行運到各官倉，不願意兌運的，也听憑其自己運送。
軍隊既加糧耗，又供給部分折收易于搬運的銀兩作為洪閘搬運費，而且能夠附載別的貨物，都樂于這樣做，而人民也多因遠途運輸而感到艱難，于是兌運的多，而支運的少了。
軍隊與人民兌米，往往依恃力強進行勒索。
皇帝知道其弊端，命令戶部委派正官親臨監督，不允許私下兌糧。
後來多增加或減少耗米，路途遠的不超過六斗，近的低到二斗五升。
以三為標準，二分給米，一分以別的財物折合。
正糧量斛平面尖銳，耗糧都量斛齊平。
運糧四百萬石，京城倉庫存貯十分之四，通州糧倉存貯十分之六。
臨、徐、淮三個糧倉各自派御史監收。
正統初年，運糧的數目是四百五十萬石，而兌運二百八十萬余石，淮、徐、臨、德四個糧倉支運佔十分之二四而已。
土木事變發生，又全部留下山東、直隸軍隊操練備邊。
甦、松等府運糧仍然交給人民。
景泰六年，瓦剌入朝進貢， 恢復軍隊運糧。
天順末年，兌運法施行已久，管倉之人企圖獲取外加的彌補耗損，入倉庾時大都兌有額外的聚斂，並且要求多索取，軍隊十分困窘。
憲宗即位，漕運參將袁佑上疏陳說便宜行事。
皇帝說︰“法律條令明確說，收糧令交納戶平衡，每石加損耗不超過五升。
現在運糧軍隊願意明加耗糧，那麼管倉官吏侵奪過多可以知道了。
今後命令軍隊自己平衡，每石增加耗糧五升，不能再增加，勒索的治罪。”後來听從監督官倉的宦官之言，增加耗糧到八升。
後來，又增收如故，多次令禁卻不能禁止。
當初，運糧到京城，沒有固定額敷。
成化八年，開始固定為四百萬石，從此之後以為常則。
北方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方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其內兌運的三百三十萬石，由支運改兌運的七十萬石。
兌運之中，湖廣、山東、河南折色糧十七萬七千七百石。
總計兌運、改兌加上耗米納入京、通兩倉的，一共五百一十八萬九千七百石。
而南直隸正糧獨交一百八十萬石，甦州一府交納七十萬石，加收的損耗糧在外。
浙江的賦稅比甦州減少數萬石。
江西、湖廣又在此基礎上減少。
天津、薊州、密雲、旦壬，共供給米六十四萬余石，全部支付兌運米。
而臨、德二官倉，存貯預備米十九萬余石，取山東、河南改兌米充此數。
遇到災害，便調撥二官倉的米以補運，務必充足四百萬的額數，不讓缺少。
到成化七年， 有改兌的提議。
當時應天巡撫滕昭命令運糧軍到江南水邊交兌，增加損耗米之外，又一石糧增加米一斗為渡江費。
以後數年，皇帝 命令淮、徐、臨、德四個官倉支運七十萬石米，全部改為水邊交兌。
從此全部變成改兌，而官軍長途運糧便成為固定的制度。
然而這時，管理官倉的人多苛刻斂取，甚至有額外的處罰，運糧軍輾轉稱貸不支。
弘治元年，都御史馬文升上疏議論運糧軍的苦楚，說︰“各直省運糧船。
都是工部給價，命令主管官吏監造。
近來，漕逗總兵因價不能按時供給，請求領價自己造船。
而部臣顧慮軍士不加愛護，商議命令本部提供造船料四分，軍衛承擔三分，舊船抵三分。
軍衛無辦法操辦，都是軍士賣掉資產，賣掉兒女來供給，這是造船的苦楚。
正軍戶兵逃亡數量多，而額數不減，全部由軍中編外之人充數，一盧有三、四人服役的。
春天兌糧秋天返歸，艱難萬分。
船到張家灣，又雇用車輛搬運，多借貸以補足用度，這是往來的苦楚。
他們所借貸的債務，運糧官又趁機侵奪剝削，責令償還加倍的利息，而軍士有的自己帶上土產來換取柴米，又受禁例的限制，多被掠奪。
現在應該增加造船費每艘銀二十兩，而禁止運糧官和主管官吏科征焉害搜查翻檢的弊端，希望軍士的困苦稍微緩解。”下詔听從他的提議。
五年，戶部尚書葉淇說︰“甦、松等府，連連災荒，莊稼歉收，人民購買漕米，每石銀二兩。
而北直隸、山東、河南每年供應宣、大二邊防的糧料，每石也值銀一兩。
去年，甦州兌運已折五十萬石，每石銀一兩。
現在請推行到各府，而其價值稍有差異。
災重的，一石糧折七錢；災稍輕的，一石糧仍折一兩。
都解運到戶部再轉發各地邊防，抵北直隸三處每年供應的數額，而收三處本色賦稅輸送京城官倉，那麼費用節省而事情容易成功。”朝廷听從其議。
此後遇到災荒，便權且折銀，用水邊倉庫支運的糧食填充其數，而折價以六七錢為標準，不再達到一兩。
在此之前，成化年問實行長運的辦法。
江南州縣運糧到南京，命令官軍在水邊兌支，總計省去增加損耗運送的費用，得到余米十萬石有余，貯存在預備倉中以資助緊急時的用度。
到這時，巡撫都御史因兌支有弊病，請求命令如同舊時上入糧倉然後放支。
戶部說︰“兌支的辦法好，不可改變。”下詔依從戶部的議論，把多余的糧食貯存到各地衛倉，作正支開銷。
又依從戶部的建議，山東改兌糧九萬石，仍然听憑人民自己運送到臨、德二倉，命令官軍支運。
正德二年，漕運官吏請求疏通水邊的倉儲，說︰“過去人民運糧到淮、徐、臨、德四座官倉，以等待衛軍支運，後來改在附近州縣水邊交兌。
隨後連同支運七十萬石也命令改兌。
但是七十萬石以外，還有交兌不盡的，人民仍然運到四倉，很久不支銷，以致于糧食陳腐。
請求將浙江、江西、湖廣正兌的糧米三十五萬石，折合銀兩解送到京城，而命令三省衛軍運糧到臨、德等官倉，支運如同所折合的數額。
這樣，各倉的米不腐爛，三省的漕卒也便于支運。
每年漕運額數之外，又得到三十五萬折銀，一舉幾樣好處都具備了。”皇帝命令部臣商議，按其請求辦理。
六年，戶部侍郎邵寅因漕運滯留遲後，請求恢復支運法。
戶部討論，支運法廢除已久，不能突然又恢復，事情便終止了。
臨、德二官倉的貯藏之米，共十九萬石，合計十年能貯藏一百九十萬石。
從世宗初年，因災害調撥補充一天天多了，而山東、河南因糧食歉收，多次請求減輕賦稅，並且二倉囤積的糧食多腐朽。
于是改收折色的提議多次興起，而倉庫存儲漸漸損耗了。
嘉靖元年，漕運總兵楊宏，請求把折收的部分銀兩听憑運糧官在路上支出，作為雇工和租用船車的費用，不必裝入餉鞘加印封愈，計算多余，以使漕運士卒受苦。
給事、御史紛紛駁斥。
戶部說︰“科道官的議論，主要在于防奸，是對的。
但是折收的銀兩本來是用以資助轉運費用，現在顧慮官軍侵佔損耗，全部取其多余部分歸于太倉，便把運費作為正糧，不是立法時的用意。”便提議運糧船到通州，巡倉御史核實驗收，酌量支用實際額數，定著成固定的規矩。
有多余的，不輸送入太倉，而就用來修船，官吏侵吞的處以重罪。
折收的輕齎銀，是憲宗因各官倉改兌，供給路費， 各有損耗之糧；兌運米，都是一平衡一冒尖，所以有銳米；除了隨船給運四斗之外，其余的折合銀兩，叫做輕齎。
共四十四萬五千多兩。
後來多輸入了，太倉。
隆慶年間，運糧通道艱難險阻，議論的人想開通膠萊河，恢復海運。
從淮安清江浦口，經過新壩、馬家壕到海倉口，直接抵達直沽，只沿著海套行船．不航行于大洋上。
奏疏上呈，派官員勘察回報，因海套水上多沙磧不便行船而停止。
神宗時期，漕運總督 塵龍說︰“國家兩個京都一並建立，淮、徐、臨、德，實為南北咽喉。
自從兌運長久施行，臨、德還有每年積聚之糧，而淮、徐二官倉已沒有粒米。
請求從今以後山東、河南莊稼成熟時，全部征收本色稅糧上交官倉。
總計臨、德已滿五十余萬，便命令交納到二倉，也積聚五十萬石而止。”朝廷听從其請。
這個時候，折色銀漸漸增多。
萬歷三十年，漕運抵達京城，只有一百三十八萬石。
而撫臣提議截留漕米以胭濟河工，倉場侍郎趟世卿爭辯說︰“太倉之糧納入不能與調出相當，計劃二年之後，六軍萬姓將等待新的漕糧做飯，倘若交納過期，不再有京城了。”原來災害折銀，本折漕糧以抵京城衛軍的月俸。
當時混支以供給邊防軍餉，于是使得銀米兩樣都空虛，所以趟世卿爭辯。
此後官倉儲備漸漸匱乏，漕政也更加松弛。
到了天啟、崇禎時期，天下擾亂騷動，費用繁多，每年的供給越來越不足開支了。
運糧船的數目，永樂至景泰，大小沒有定則，數量很多。
天順以後，定船一萬一千七百七十條，官軍十二萬人。
允許附載各地土產，免征稅鈔。
孝宗時限制十石，神宗時增至六十石。
憲宗定立運船到京城的期限，北童豐、河南、山東五月初一日，南直隸七月初一日，遇江支兌的，延期一月，浙江、江西、湖廣九月初一日。
總計三年考核，違背期限的，運糧官降級處罰。
武宗列出水路圖表，按日期依次填寫行止的地方，違犯期限的糧食，留在德州各官倉，叫做寄囤。
世宗制定經過淮的日程期限，江北在十二月，江南在正月，湖廣、浙江、江西在三月，神宗時改在二月。
又改動到京城限期五月的，縮短一月，七八九月的，依次縮短兩月。
後來又通通縮短一月。
神宗初年，規定十月開倉，十一月兌付完，大縣限定船到十天，小縣五天。
十二月開幫啟運，二月遇淮，三月過河流分道口進入水閘門。
都事先把作樣品的米呈送戶部，運糧到達之日，比合驗證相同 收糧。
凡是災害奏請改折的，不超過七月。
題議超過日期和臨時改題的，立案免于復核。
漂流出。
抵換食米。
長江漂流便是大患，河道漂流是小患；二百石以外是大患，二百石以內是小患。
小患由把總勘驗上報，大患詳捆奏報，以後不論多少，一概上奏勘驗。
開初，造船用楠木杉木，下等的就用松木。
三年進行小修，六年大修，十年重新建造。
每艘船得到正耗米四百七十二石。
此後船的數量缺少，一艘船得到耗米七八百石。
附載夾帶一天天增多，處處停留超過規定期限。
一旦遇到黃河決堤，便有漂流發生，官軍因此而作奸詐之事。
水邊折合干糧，沿途侵吞盜用，虛報遇到水災、火災，以至有鑿穿船底自沉的。
明代初年，命令武官監督海上運輸，曾經設立漕運使，不久罷除。
成祖以後使用御史，又用侍郎、都御史催促督運，郎中、員外分別管理，主事監督兌現，其制度並不統一。
景泰二年，開始在淮安設立漕運總督，與總兵、參將共同管理漕運事務。
漕司管轄十二總，十二萬軍隊，與京城操練十二營軍隊相當。
當初，宣宗命令運糧總兵官、巡撫、侍郎每年八月到京城，集中討論第二年漕運的事務，到設立了漕運總督，便一並命令總督到京城。
到萬歷十八年，以後 免去。
每一年的正月，漕運總督巡視揚州，管理瓜、淮的遇閘。
總兵駐扎徐、邳，監督經過分水口進入水閘門，同理漕參政一起管理押送到京城。
摜運有御史、郎中負責，押運有參政負責，監兌、理刑、管洪、管廠、管閘、管泉、監倉有主事負責，清江、衛河有提舉負責。
兌糧完畢經過淮經過河道分水口，巡撫、漕司、河道各自以其職掌上報。
主管部門米沒有具備，軍衛的運糧船不具備，過淮誤期的，責任在巡撫。
米和船都具備了，不及時驗收放運，不是河道阻塞而壓下開幫停泊不發，過分水口誤期園而漂流凍結的，責任在漕司。
船糧依限期啟運，而河渠淤塞水淺，疏浚無法，閘坐開啟關閉失時，不能過洪抵達水灣的，責任在河道。
明代初年，對漕政常常加以優待照顧，仁、宣禁止役使漕船，寬宥遲運的人。
英宗時期開始扣押口糧均攤，而運糧軍不遵守法度成為人民的禍害。
此後漕政一天天松弛，軍隊用耗米交換私物，道路上出售稽留程限。
等到抵達，反而買糧倉之米補交，多不夠數目。
而糧長大都在米中攙和沙或水，河南、山東尤其嚴重，往往糧食潮濕蒸發霉爛不能食用。
權貴顯要貸運軍銀以牟取厚利，以至請求調撥關稅供給船料來獲取補償。
漕運把總之職大都由于賄賂獲得。
倉場額敷之外征收，每年達到十四萬。
世宗初期行政，諸多弊端多被革除，然而漂流、違限二弊端，一天天滋長得很嚴重。
中期以後，更加不可追問了。
漕糧之外，甦、松、常、嘉、湖五府，運送內府白熟粳糯米十七萬零四十多石，內折色八千多石，各府部糙粳米四萬四千多石，內折色八千八百多石，命令人民運送，叫做白糧船。
自從長運法施行，糧食都是軍隊運輸，而白糧由人民運送如故。
穆宗時期，陸樹德說︰“軍隊運輸以充軍隊儲糧，人民運輸以充官員俸祿。
人們知道軍隊運糧之苦，不知人民運糧尤其艱苦。
船戶求索，運軍欺壓，洪閘守候，入京入倉，其弊端百出。
嘉靖初年，人民運糧還有能夠保全的家庭，十年之後沒有不破家的。
把白糧命令軍隊帶運很便利。”奏疏呈入，下發盧部討論。
不依從。
凡是各官倉應該輸入的有一定的數額，其中有的改換調撥別鎮的，水邊應兌的漕糧，即令攤派鎮軍領兌者供給款項，州縣官監督車戶運送到遠地官倉，或者供給軍隊價款就令領取的，通通叫做客運。
九邊地區，運輸糧食大多用車，宣德時期，供給開平軍餉也是用車，而蘭、甘、松潘，往往使人民背運。
永樂年問，又曾命令廣東海運二十萬石供給交阢。
明代初年，京衛有軍隊儲倉。
洪武三年，增添設置到二十所，並且建立臨濠、臨清二糧倉以．供轉運。
各行省有糧倉，官吏的薪俸取以供給。
邊境有糧倉，收納屯田所交粗食以供給軍隊。
州縣便設立預備倉，東南西北四所，以賑濟災荒。
自從鈔法施行，多有減省革除。
二十四年，在臨清儲備糧食十六萬石，以供給訓練騎兵。
二十八年，設置皇城四門倉庫，儲備糧食供給守御的軍隊。
增設京城諸衛倉庫共四十一座。
又設置北平、密雲諸縣倉庫，儲備糧食以供應北征。
永樂年問，設置天津和通州左衛倉庫，並且設置北京三十七衛倉庫。
更命令天下府縣多設置倉儲，在四鄉的預備倉移置于城內。
等到會通河修成，開始在徐州、淮安、德州設置倉庫，而臨清因襲洪武的舊制，合天津倉一共五座，叫做水次倉，以供轉運。
隨後，又轉移德州倉到臨清的永清壩，設置武清衛倉于河西務，設置通州衛倉于張家灣。
宣德年問，增加建造臨清倉，容納三百萬石。
增設北京和通州倉。
京城糧倉派御史、戶部官、錦衣千百戶按季更換巡察。
外地倉便派布政、按察、都司防守。
各個倉門，以退休的武官二人，率領老幼兵丁十人防守，半年更換一次。
英宗初年，命令廷臣集體商議，天下司府州縣，有糧倉的把衛所的糧倉隸屬于它，沒有糧倉的把衛所的糧倉改為隸屬于它。
只有遼東、甘肅、寧夏、萬全和沿海的衛所，沒有府州縣的仍照原來管理。
正統年間，增添設置京衛倉庫共七座。
自兌運法施行，各倉支運的少，而京、通糧倉不能容納，便毀臨清、德州、河西整糧倉三分之一，改為京、通倉。
景泰初年，把武清衛等糧倉轉移到通州。
成化初年，廢棄臨、德在城外的預備倉，而用城內的空倉儲藏預備糧。
名臨清的叫做常盈，名德州的叫做常豐。
京城糧倉共有五十六座，通倉十六座。
直省府州縣、藩府、邊隘、堡站、衛所屯戍之地都有糧倉，少的一二座，多的達二三十座。
預備倉的設置，太祖選年高有德之民運鈔羅米，以預備賑災救濟，也命令他們掌管。
天下的州縣多有儲蓄，後來漸漸廢棄。
于謙巡撫河南、山西，修明其政。
周忱巡撫南幾，另外設立濟農倉，別的人不能這樣做。
正統時，加重侵奪盜竊之罪，甚至偕同妻子一起充軍。
並且規定交納糧谷一千五百石的，下敕書嘉獎為義民，免去該戶的雜役。
凡是賑濟饑荒時得米一石，等到豐年，交納稻谷二石五斗歸還官府。
弘治三年限定州縣十里以下積糧一萬五千石，二十里積糧二萬石；衛千戶所積糧一萬五千石，百戶所積糧三百石。
考績期滿之日，考察其積糧多少作為政績最上、最下的標準。
不到三分的奪俸，六分以上的降調。
十八年，命令贖罪追髒罰款，都棹谷納入官倉。
正德年間，命令囚犯納紙的，以其八折米納入官倉。
軍官有犯法的，交納谷物準其立功贖罪。
當初，預備倉都設置倉官，到這時革除，命令州縣官和管糧倉之官掌管其事。
嘉靖初年，諭德顧鼎臣說︰“成、弘時期，每年把存留的余米納入預備倉，遇到緊急情況便有所防備。
今年秋糧只夠兌運，預備倉沒有一粒米。
一遇到災荒，便上奏請求留用別的糧食以及鼓勵富豪之民借貸谷物，以應付事變。
請求緊急恢復預備倉糧以使人民富裕。”皇帝便命令主管官吏設法多蓄積糧食，仍仿照古代的常平法，春天賑濟貧苦之民，秋天收成後返還官府，不收其利息。
府積糧一萬石，州四五千石，縣二三千石為標準。
隨後，又決定十里以下積糧一萬五千石，累計上加，八百里以下加到十九萬石。
此後積蓄的糧食全部平價耀出，以賑濟貧苦人民，儲積之糧漸漸減少。
隆慶時期，大郡不超過六千石，小縣只有一千石。
以後數量更加減少，處罰也更輕。
萬歷年問，上等州郡多至三千石而止，而小縣有的只有一百石。
主管官吏沿制為之詳細記載，多次下詔申明整飭，大都以虛數欺騙謊報而已。
弘治年間，江西巡撫林俊曾經請求建立常平及社倉。
嘉靖八年，便命令各撫、按設置社倉。
命令人民二三十家結焉一社，選擇家庭富裕而又有德行道義的一人任社首，處事公平的一人為社正，能書寫計算的一人為社副，每逢初一和十五會集一次，分別人戶馬上中下。
出米四斗到一斗不等，每斗加耗米五合，上等人戶主持其事。
遇到荒年，上等人戶食物不足的酌量借貸，豐年歸還社倉，中等下等人戶酌量賑濟供給，不歸還社倉。
主管部門造冊送撫、按，每年查核一次。
社倉空虛，罰社首交一年的糧。
其方法很好，然而後來無力施行。
兩京的庫藏，先後建成，其形制大致相同。
內府共有十庫。
內承運庫，貯藏緞匹、金銀、實玉、齒角、羽毛，而金花銀最大，每年納進一百萬兩有余。
廣積庫，貯藏硫黃、硝石。
甲字庫，貯藏布匹、顏料。
乙字庫，貯藏胖襖、戰鞋、軍士裘帽。
丙字庫，貯藏棉花、絲繽。
丁字庫，貯藏銅鐵、獸皮、甦木。
戊字庫，貯藏甲仗。
追髒罰款庫，貯藏沒收入官的財物。
廣惠庫，貯藏錢鈔。
廣盈庫，貯藏紆絲、紗羅、綾錦、綢絹。
六庫都屬于戶部掌管。
有乙字庫屬于兵部掌管。
戊字、廣積、廣盈庫屬于工部掌管。
又有天財庫，又名司鑰庫，貯藏各衙門管鑰，也貯藏錢鈔。
供用庫，貯藏粳稻、熟米以及上供之物。
以上通稱為內庫。
其在官內的，又有內東裕庫、寶藏庫，叫做里庫。
凡是里庫與主管部門無關。
其會歸門、寶善門向東以及南城磁器等庫，便叫做外庫。
如內府眾監司局，神樂堂，犧牲所，太常、光祿寺，國子監，都各以所執掌職責，收貯應用的各種對象。
太僕便是馬價銀歸于它。
明代初年，曾經在京城以及各府州縣設置行用庫，以收藏易于模糊破爛的錢鈔。
仁宗時罷除。
英宗時期，開始設立太倉庫。
當初，歲賦不征收金銀，只有坑冶稅有金銀，納入內承運庫。
歲賦偶爾折合金銀的，都運送到南京供給武官的俸祿。
而各邊防有緊急情況，也取于其中來滿足供應。
正統元年，改折漕糧，每年以一百萬為限額，全部運送到內承運庫，不再運送到南京。
除了供給武官俸祿十余萬兩之外，都為皇帝使用，造就是所說的金花銀。
七年， 設立戶部太倉庫。
各直省分派剩余的麥米、十庫中綿絲、絹布及馬草、鹽稅、關稅，凡折成銀兩的，都入太會庫沒收家財，變賣田產，追收店錢，根據條例向上交納的，也都納入其中。
因為專門用來貯藏銀兩，故又稱銀庫。
弘治時期，內府供應繁多，常常收太倉的銀兩納入內庫。
又設置南京銀庫。
正德時期，內承運庫宦官，多次說內府的財物用度不充足，請求支取太倉銀。
戶部執奏不能阻攔。
嘉靖初年，內府供應比照弘治時期，其後供應加倍。
當初，太倉中庫積銀八百多萬兩，繼續收納的貯藏在兩廉，以便于支出發放。
而中庫貯銀不動，于是以中庫為老庫，兩糜為外庫。
到這時，老庫所存銀只有一百二十萬兩。
二十二年，特命金花、子粒銀應該解運內庫的，一並送往太倉以備邊防使用，然而後來又納入內庫。
三十七年，命令每年納進內庫的銀一百萬兩之外，追加預備欽取銀，以後又取沒收入官的銀四十萬兩納入內庫。
隆慶年間，多次提取太倉銀納入內庫，承運庫的宦官甚至用空札子下發戶部提取庫銀。
廷臣上疏勸諫，都不听從。
又多次提取光祿太僕銀兩，工部尚書朱衡竭力勸諫，不听。
當初，世宗時期，太倉納入銀二百萬兩有余。
到神宗萬歷六年，太倉每年納入銀四百五十多萬兩，而內庫每年供給金花銀之外，又增加買辦銀二十萬兩以為常規，後來又加內操馬芻料銀七萬多兩。
後來，太倉、光祿、太僕銀，幾乎被全部刮取。
邊防賞賜首功，一向是調發內庫之銀，現在也取之于太僕了。
凡是甲字各庫，主事偕同科道巡視。
太倉庫，由員外郎、主事掌管，而以給事中巡視。
嘉靖年間，開始兩個月報告一次收入支出的數目。
當時修工部舊庫，取名節慎庫，以貯藏礦銀。
尚書文明用以供給工價，皇帝責問他，命令用別的銀兩補償，從此專門用來供給內用了。
其在地方的各布政司、都司、直省府州縣衛所，都有庫，用來貯藏金銀、錢鈔、絲帛、追贓處罰等財物。
巡按御史三年盤查一次。
各運司都有庫貯銀，年終，巡鹽御史派官員察核。
凡是府州縣稅課司局、河泊所，歲課、商稅、魚課、引由、契本等按稅率交納的賦稅，太祖命令主管部門解送州縣府司，以至于戶部，戶部下文于庫，其原來的封簽，不擅自開啟。
到永樂時期，開始委派官吏驗證勘察，符合， 向上解運；到達戶部重新駿證，相同， 交納。
嘉靖時期，建立驗試廳，驗證合格，給予進狀寄庫。
每月逢九之日，會同巡視庫藏科道官，進庫驗收，驗收不上的抵換。
正統十年，在通州設立通濟庫。
世宗時期罷除。
隆慶初年，密雲、薊州、昌平等鎮都設立庫，收存主客年例、軍門公費和撫賞、還有修邊銀u凡是成為倉庫危害的，沒有什麼比得上中官。
內府各庫監收的人，橫加勒索貪得無厭n正德時期，台州衛指揮陳良交納軍器，滯留八年，以至于在集市討飯。
內府收糧，增收耗糧曾經以數倍為標準，其禍患如此嚴重。
各倉開初不設置中官，宣德末年，京、通二倉開始設置總督中官一人，以後淮、徐、臨、德等倉也設置監督，運糧的軍民道受其害。
世宗采用孫交、張孚敬的提議，撤除眾中官，只有監督各倉的人如同過去。
後來，依從給事中管懷理的進言， 罷除。
當初，天下的府庫各有存儲的積蓄，邊防軍餉不向各地借支，京城不向地方收取。
成化時期，巡鹽御史楊澄開始請求調發各鹽運提舉司的追髒罰銀入京城府庫。
弘治時期，給事中曾昂請求以各布政司的公有財物積貯征徭羨銀，全部運送入太倉。
尚書周經竭力爭辯，認為用度不足，是因為織造、賞賜、齋醮、興修土木的緣故，一定想全部搜刮天下的財物，不是藏富于人民之意。
到劉瑾專權，便命令各省庫藏全部送往京城。
世宗時期，閩、廣輸入多余貯銀，盧部請求責令別省巡按，每年按例進獻一次。
又因太倉庫匱乏，便運送南戶部庫銀八十萬兩來充實。
而戶部分條奏上理財事宜，臨、德二庫積存銀二十萬兩，被登記歸入太倉。
隆慶初年，派遣四御史分別巡行天下，搜刮庫銀。
神宗時期，御史蕭重望請求核實府縣的歲額銀運進戶部，沒有報上。
千戶何其賢請求敕令內官與自己督辦，皇帝竟然听從其請，從此各地儲備一天天消耗。
到天啟年問，采用操江巡撫範濟世的計策，下敕令督促交納每年的進獻銀，搜刮得沒有遺留了。
南京內庫多藏有金銀珍寶，魏忠賢假傳聖旨進入內庫掠取，盜竊一空。
朝廷內外財物匱乏竭盡，終于走向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