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三一、冯国璋南下受阻

类别:其他 作者:丁中江 书名:北洋军阀史话

    北方主战派不断地向冯国璋施压力,皖系政客们放出一个空气,说是如果冯坚持不下讨伐令,皖系即以非常手段对付冯,不待新国会成立,即由临时参议院通过议案,迎接黎元洪复任大总统。这个威胁相当有效,冯于是想出一个敷衍办法,是在王占元的困难环境中,找出一条解除自己困难的办法,企图把南方的“全面讨伐”压缩为“局部讨伐”,把主战派对南方讨伐的一股热流引导向荆、襄一隅之地,使大事化小。不过他仍然不想采用“总统命令”,于1月9日以参陆办公处奉大总统谕对前方军队发出电令:“凡抗命者均以土匪论”。他采用这个方式,对南方也好交代,因为荆、襄自主军本来不是属于西南方面的,而是地方上的抗命部队,北军进攻荆、襄只是剿匪行为而不是对南用兵。这一来也解决了王占元的困难。

    冯又怕桂系误会,所以通过陈光远向桂系解释,荆、襄问题是湖北内部问题,又叫王士珍向岑春煊解释:“局部讨伐令决不会影响南北的和局。”

    为了答复陆荣廷请岑春煊为南方议和总代表的电报,他拍电给岑春煊,邀请岑到北京利他磋商南北和平问题。这是冯在主战派压力大增后的挣扎。

    7年1月13日,主战派倪嗣冲接受段祺瑞智囊徐树铮的邀请到了天津。在他的鼓动下,16省区的军阀联名通电,反对“局部讨伐”,坚持全面讨伐。倪嗣冲、张怀芝、张敬尧联名提出罢免李纯。卢永祥也提出免除李纯“调人”的责任。徐树铮懂得利用倪嗣冲,让倪到天津来火上加油。

    李纯成为段系攻击冯系时的受罪包,段系把一切怨气出在李纯身上,李纯一连发出三个电报请求辞职,他在最后一次电报中愤慨地说:“反复矛盾之所为,君子所耻;而进退出处之际,古人所难。二者不可得兼,则宁牺牲其所难,而决不容忍迁就以忘其所耻。既知任重力微,即当洁身远行。并非避嫌负气,不过行其所安。”

    针对天津的16位主战派通电,西南方面在1月14日由唐继尧,程璧光、伍廷芳、谭浩明、刘显世、莫荣新、李烈钧、程潜、黎天才、陈炯明、石星川、熊克武12人联名通电,对北京政府在发布停战布告后又派出两路征南军司令,参陆办公处发出进攻荆、襄的电令,以及起用大段、小段,利用刘存厚扰乱四川,利用龙济光扰乱广东的种种挑衅行为,提出了严厉质问。陆荣廷在这电报中未曾列名。

    冯国璋的局部讨伐,是想大事化小,避重就轻,既让主战派出了一口气,又让西南方面没有受到进攻,把战争局限在荆、襄一隅。想不到既不能取得西南的谅解,又不能满足北方主战派的要求。主战派坚持必须以总统名义正式发布对西南的讨伐令,不然他们就不管有没有令都要讨伐。并且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

    冯国璋身边,王士珍一无主意,只是求去,也不愿战,又不敢和;新任陆军总长段芝贵则在国务会议上催促即下讨伐令。北京内外盛传徐树铮正部署要召奉军入关,要在北京发动政变。冯面临一个严重的抉择,或是顺从主战派的意见,下讨伐令;或是放弃总统。

    1月14日,冯自己不出面,仍令参陆办公处回答主战派说:“各军先行,战令随发。”并说讨伐对象可以扩大到国民党,第二路军可以开到闽粤边境作战,但在湖南方面不要进兵,以待桂系自动取消自主。主战派气焰迫人,坚持“全面讨伐”,要桂军先退出湖南,同时坚持讨伐令必须及时发布,冯答复说:“你们在湖南打了胜仗再下讨伐令不迟。”主战派说:“不先下讨伐令,岂不是师出无名?”

    于是皖系(主战派)主张“先下令后出兵”。直系(主和派)主张“先出兵后下令”。大家在这问题上兜圈子,纠缠不清。

    北洋军于7年1月14日向荆、襄进攻。当时进攻兵力的分配是:襄樊方面第三师吴佩孚部在东,南阳镇守使吴庆桐部在北,分两路进兵;荆州方面,吴光新部李炳之旅经长阳、百羊从西面进攻,王占元派第十八师王懋赏在潜江,第三混成旅卢金山部在监利从东面夹攻。

    荆州自主军无力抵抗,谭浩明在湖南坐视不救,且制止湘西民军前往救援,所以1月22日吴光新军轻而易举地攻入荆州。襄樊方面也很少战斗,25日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张学颜部攻入襄樊。

    冯国璋接到攻克荆州的战报,立即拟就几道总统命令:

    (一)恢复陆荣廷的两广巡阅使,龙济光另候任用;(二)北军从岳州撤退,但南军不得进驻;(三)桂军从湖南撤退;(四)令谭延闿迅速回到湖南,实行湘人治湘;(五)责成川、滇两省当局协商解决滇军驻川人数及驻兵地点。24日王士珍在国务会议上提出这命令正待讨论,突然接到南军进攻岳州的急电,大为震动,乃把议案搁在一边,匆忙偕阁员到总统府向冯请示。

    南军突然向岳州进攻,打破了冯国璋想把战争局限于一小块地方的打算。情势如此发展,主战派更振振有辞要迫冯下讨伐令,如果下讨伐令,就表示南北全面战争开始,这样就把直、桂两系的联盟打破,而冯的政治影响力也大为减低,因此冯心慌意乱地赶到东四牌楼五条胡同访问徐世昌,请这位政坛老狐狸出个主意。徐主张邀段祺瑞共同商议以求一致。于是用电话请段来,一会儿段来了,态度是冷冰冰的,没有表示意见。冯忽然站起来发言,大骂南军欺人过甚,太欺负北洋派,是可忍,敦不可忍!最后说:为了要团结和巩固北洋派,我决定亲自出征,不挫折南方的气焰决不罢休。

    徐世昌和段祺瑞看见冯国璋这种慷慨激昂的态度,实在来得突然,他们和冯共事二十年,还没有见冯发过这么大的脾气,顿时弄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一时仓促,不知道用什么话来答复。

    冯由徐寓回到总统府,立刻命令拱卫军司令刘询在第十五师中挑选精兵一旅,补充军火,作为自己的南行卫队,下令整装待发,同时召见王士珍,令他坐镇北京。维持治安。同时颁发一道通电,电云:

    “奉大总统谕:近年以来,军事屡兴,灾患叠告,士卒暴露于外,商民流离失业,本大总统惄焉心伤,不敢宁处,兹于本月二十六日,亲往各处检阅军队,以振士气。车行所至,视民疾苦。数日以内,即可还京。所有京外各官署日行文电,仍呈由国务院照常办理。其机要军情,电呈行次核办,并分报所管部处接洽。凡百有司,其各靖贡乃职,慎重将事,毋怠毋忽等因!特此转达。”

    冯总统要亲征,使分府军事处的人惶惶不安。25日上午,他们一齐见冯劝阻“南巡亲征”。北京商会也派代表吁阻“总统出巡”。冯对他们说:“出京以一个星期为期,在此期间,国事委由内阁主持,大家不必惊惶”。下午冯召见陆军总长段芝贵、步军统领李长泰、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等,面谕要他们协助总理王士珍维持一切。

    26日下午8时半,冯由北京专车出京,12时半抵达天津。直隶督军曹锟在车站迎候。冯下车后即赴曹家花园憩宿。两人密谈至天明,曹本是直系,因被徐树铮利诱,才参加主战派,冯和他密谈何事,外人无法获知。27日晨5时,冯即动身,仍乘原车由天津启程,在车上休息,下午车过济南,山东督军张怀芝上车随行,经过徐州,张敬尧也上车随行,火车径趋蚌埠,转赴南京,但到了蚌埠时,倪嗣冲虽然到站迎接,车子就开不出去了。

    冯在北京徐世昌宅内宣称的是亲自出征。出征该由京汉线到湖北,不应该由津浦线到南京。冯临行时的通电则说是:“南行巡阅”,可是一路上行色匆匆,既没有下车巡视,也没有检阅军队。冯对京中人说出京以七日为期,可是却又挑选了一旅精兵卫护,还携带子弹200余箱,辎重数十车,这一切使段觉得所谓“南巡”,所谓“出征”都是假的,冯的目的一定是南京,南京是冯的根据地,到了南京,冯会表示他脱出北京主战派的虎口,说不定还会宣布总统蒙难,临时以南京为行辖,甚至下令讨伐,这讨伐令将不是对南方而是对皖系!

    段既然有这样的怀疑,乃密令倪嗣冲予以阻止。

    冯抵蚌埠后,倪上车请示冯的行止,态度虽然恭顺,可是车站内外全是倪的军队,冯告诉倪说:准备到南京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以讨论对南作战问题。倪说既然开军事会议,何必远赴南京,请总统就在蚌埠召开,自己愿备办一切,务使总统满意。同时自作主张,当冯的面命令秘书用冯名义发电给江苏督军李纯,请他到蚌埠来参加军事会议。倪嗣冲曾为袁世凯忠实走狗,也是段祺瑞得力爪牙,他既然用武力布防车站,冯虽有一旅精兵,毕竟寡不胜众。客不胜主。因此遂告行不得也。幸而李纯机警,接到蚌埠来电,推说有病派第十师长王廷桢为代表来皖。

    冯在蚌埠曲予敷衍,对倪说:现在各省督军都不肯服从中央,我这总统实在难做。倪答:总统可以惩一儆百,谁敢反中央就撤他职,总统如撤我职,我一定服从。冯听了只作苦笑。

    29日下午,冯乘原来的专车回返北京,他的出巡前后只有四天,比七天之期少了三天。

    冯国璋是借题南军进攻岳州而出巡的。南军为何进攻岳州呢?

    原来在南方,桂系既然和北方的直系暗通款曲,自然不愿扩大战争。桂系既不愿扩大战争,因何又让南军对岳州采取军事行动呢?在桂系来说,当然是被迫的,当时客观情势使得桂系必需同意:第一是湖南军民的情绪,因湘军战意极浓,如果过分予以压制,桂系在湖南的领导地位将受影响;第二是国民党对桂系在湖南按兵不动的情况日益不满,如果桂系再与湘军为敌,迫使国民党和湘军联结一气以对桂系,桂系在广东的领导地位也将动摇;第三是北军已进攻荆、襄自主军,荆州已经陷落,襄阳也保不住,直系主和派并不能够控制局势,皖系的主战派兵锋必然直入湖南。所以桂系对于南军进攻岳州,终于同意。

    南军的军事行动没有受到坚强抵抗。守岳州的北军是王金镜的第二师,李奎元的十一师,王汝贤的第八师,范国璋的二十师,都是直系部队或是接近直系的部队,他们在内心并不愿和南军作战。

    7年1月23日南军开始进攻,26日北军放火焚烧岳州,然后撤出,27日南军赶到,进入岳州,扑灭了空城的漫天火焰。

    岳州自从民国2年二次革命后一直控制在北军手中,历时四年余,这时才重入南军怀抱。

    岳州易手后,西南各省人心大振,多数主张长驱直下武汉,由于北军主力集中在荆、襄方面,武汉军力异常空虚,因此南军如果乘胜挺进,武汉是可以攻下的。如果攻下武汉,唐继尧以护国元勋身份出兵北伐,北方的民军一定会响应,局势将会大变,对于北方局势的变化是难逆料的。

    但是,桂系不愿放弃对北方求和的愿望,他们认为北军攻占荆、襄,南军收复岳州,各有所得,谁也没有胜利,南军应该适可而止。并且应该转战为和,讯速召开南北和平会议。

    就在南军占领岳州的当天,谭浩明立刻下令严禁前线湘军跨入湖北一步。并且在1月30日给李纯陷电中声明:“已饬前方停止进攻,不入鄂境”。保证“北不攻岳,南不攻鄂。”希望李纯和主和派能:“毅力斡旋,促成和局”。湘军总司令程潜也向李纯致电说:“此次用兵,实为促进和平起见。已向王督(注湖北督军王占元)声明,此后对于荆、襄不事吹求,我军决不进窥武汉。倘代总统不失其主张正义之宗旨,则我军仍本以前拥戴之赤忱。”

    1月31日,湘军全体将领发出通电,把南军进攻岳州说成是:“以武力为手段,以和平为目的。”

    直系主和派的中心长江三督,对于南军攻占岳州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感觉惊讶。长江三督中的首席督军李纯接到谭浩明和程潜的电报后,随即代为转报。1月31日,王占元向李纯建议以荆、襄归鄂,岳州归湘为南北停战议和的前提条件。李纯即以此发出世电(31日)。世电当即获得桂系热烈欢迎。接着岑春煊、谭延闿发表佳电(2月9日)响应,陆荣廷有真电(2月11日)响应。

    在南军攻占岳州后,主战派和主和派联成了一气。冯国璋已经出巡北返,变成主战派的政治俘虏,所以1月30日冯被迫发布命令斥责“谭浩明、程潜节节进逼,黎天才、石星川倡言自主,衅自彼开,即应视为公敌。”同时下令曹锟和张怀芝进兵、派曹锟兼任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褫夺了黎天才、石星川的官职和勋章。这个命令就是“讨伐令”,也正是冯国璋多月以来,用尽各种方法规避的行动,现在被迫出此。王士珍在副署这道命令的时候,神色非常沮丧,他解释说:是为了替老朋友解围,不得已而为之,冯在莫可奈何中下达这道讨伐令,他在命令中仍耍了一套手法,他用“宣抚两湖”的名义表示在两湖的战争不是讨伐,他所谓的“援岳”也不是“援湘”,就暗示军事行动只以收回岳州为目的。

    皖系对冯的讨伐令仍不满意,张敬尧首先通电质问:(一)岳州已失,还用什么“授岳”?(二)既然进攻岳州,则又何必派员“宣抚”两湖?(三)总统态度应当明朗,如果主战,就该责成主和各省(指直系所属的长江三省)明白改变态度,以便一致进行,如果主和,就该“宣示”真意免得前方将士无所适从;(四)张敬尧认为曹锟以第一路军总司令兼任两湖宣抚使,位在已上,大感不满,因此宣称无法节制各军而不肯接受新职。张敬尧这通电报把参战督办段写在前,内阁总理王写在后。

    段对冯的态度益趋强烈,也对冯的讨伐令极为不满,他亲赴总统府见冯,提出要求惩戒拒绝北军假道的江西督军陈光远。这分明是打冯的耳光。冯自然受不了这种脸嘴,因此也提出惩戒傅良佐弃职离湘作为抵制。两人为此声色俱厉地争吵,彼此恶言相向。

    段还提出另一问题,要冯下一道极严厉的命令,告诫冯玉祥离开浦口,开往福建,不然便以抗命罪惩办冯玉祥。冯国璋了解如果不调开冯玉祥,直、皖两系就有战争的可能,而直、皖真的发生战争,江苏就在皖系四面围攻,直系多少是会吃亏的。何况北洋派真的发生了内战,占便宜的便是西南方面。为了和缓皖系对李纯的进攻以及津浦线南段的紧张局势,冯乃让步把冯玉祥一旅调开,不过不是把冯旅调到福建,而是调他去湖北。湖北是直系范围,冯旅调鄂后既可增加王占元的力量,又不会受到皖系的吞吃。

    主战派激烈分子张敬尧,是主和派中心人物李纯的门生和旧属,可是自他参加皖系后,为了前程,对于“秀帅”便不假以辞色。1月30日,张敬尧通电揭发主和派勾结南方和阻挠对南作战的种种阴谋,电报内称:岳州失守后,1月28日李纯还有勘电致北方各省称,奉中央密电,仍然主和,请各省协助进行。他说他截获了谭浩明的皓电(1月19日)内称:南军攻岳一举,是因为接到李纯辞职的电报,不胜气忿,所以采取这一报复行动。他又说岳州“失守”以前,本人早已调集大军准备进援,只因王占元接连发出真电(1月11)、皓电(1月19日)坚决主和,因此不愿孤军深入,致蹈傅良佐入长沙的覆辙。在这通电报上,张不仅对他的恩师李纯大为攻击,对王占元亦加以诬蔑,同时明白地指责长江三督奉有冯国璋的密电主和。

    张敬尧这通电报中,许多都不真实,实际上南军进攻岳州是在1月22日获悉荆州陷落的消息后才作决定,在此以前,谭浩明曾竭力阻止湘军进攻岳州,并且阻止湘西民军开往鄂西援助荆、襄自主军。他怎会发出皓电?

    主战派倪嗣冲、曹锟、张怀芝亦随声附和,严厉质询李纯,要李公布一切真相。

    冯国璋也被主战派的叫嚣吓倒,他很紧张地发表冬电(2月2日),否认发过主和密令,并且替李纯解释说:“苏督前以调人自处,不过默察鄙人爱重和平之意。来电有主和不成仍可主战一语,初非中央有所委托,不辨自明。”他又解释谭浩明的皓电为“敌人反间之计,断不可中其狡谋。”最后他表示自己是彻底的主战派:“鄙人以爱重和平之故而横受欺绐,忿不能平,较之向日主战之人,痛恨尤烈,若因循畏葸,其何以立于天地之间?”

    冯自南巡归来,已成主战派俘虏,他对主战派已没有反对的余地。可是虽然低声下气,主战派仍不满意,所以他的冬电发表后,倪嗣冲、曹锟、张怀芝又联名来电质问:“政府既未发主和密令,则此令果何人发出?请复饬李纯将原电公布、以释群疑。”

    2月4日李纯有支电向冯解释他根本没有发过“奉密令主和”的电报,他说:“不知张总司令何所见而云然”。又于2月6日发表鱼电向北洋派全体解释他根本没有奉到过“主和密令”。自己对和战问题毫无成见,对中央明令讨南尤属极端服从。以前主张和平,纯系个人政见,对于北洋团体的破裂,深引为惧。他强调自己不会不懂得“树有根,水有源”的道理,也不会“燃萁煮豆、自迫同根,反摇尾乞怜以向西南讨生活。”

    到此为止主和派完全向主战派低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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