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10年秋冬之際，北京政府在大風暴中有如面臨末日，主要是財政窘困，到處鬧窮，各省軍閥索餉，各部職員索薪，列強討債，還有中交兩行限制兌現，財政總長李士偉不能到任。
10年冬天，鬧窮變成了一個大風潮，11月14日教育部部員舉行“同盟罷工”，其他各部部員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務因之停頓。參謀部自動請求解散。陸軍總長蔡成勛、海軍總長李鼎新、司法總長董康、教育次長代理部務馬鄰翼都因部員索薪而請求辭職。各省軍閥一面截留稅款，招兵買馬，同時還以十萬火急或百萬火急的電報向北京討餉，口氣愈來愈凶惡。日本人則散布謠言，說是五國將共管中國財政。于是從11月16日起，北京、天津、漢口等處中交兩行發生了擠兌風潮。18日外交團議決，撥出關稅余款600萬元為兩行兌現的準備金，可是總稅務司英國人安格因為關稅余款是公債的擔保品，拒不撥付。
外債借不到手，外國債主又毫不留情地催討到期的欠債，使到北京財政部走投無路。日本首先想出了“借新債還舊債”的辦法，于是各國紛紛效法。北京政府賴此飲鴆止渴。
當華盛頓會議開幕的前幾天，美國煙酒借款已經到期，10年11月1日，經手借款的美國銀行團代表阿卜脫向北京政府也提出了“借新還舊”的辦法，建議成立1600萬美元的新借款，用以償還煙酒借款1100萬美元及其利息66萬美元，並須扣取贖回美國人所持有的湖廣鐵路債券130萬美元及其利息108萬，新借款指定以煙酒稅為擔保品，設立一個以美國為稽核員的煙酒稅稽核所主持其事。
這時候，總統府和國務院竟為了煙酒問題而發生沖突。當時鹽務署長潘復是國務總理靳雲鵬的人，而煙酒公署督辦張壽齡則是總統徐世昌的私黨。阿卜脫提出“借新還舊”的辦法後，如果1600萬美元的新借款成立，雖然北京政府所得甚微，可是經辦機關煙酒公署卻可以取得100多萬元的回扣，煙酒公署既然是徐世昌所控制，靳雲鵬就分不到分文了。于是潘復便想出了一個“移花接木”的辦法，他向阿卜脫提供意見，指出煙酒稅經常被各省軍閥扣留，不是可靠的擔保品，必須加入鹽稅余款為副擔保品，才能保障借款的安全。這意見當然受阿卜脫的贊成。潘復的如意算盤以為如果這一來，鹽務署就可以平分秋色，得到佣金80萬美元，分享160萬美元佣金的一半。
就由于爭奪這筆佣金，使得府院之間的關系更加惡化，也因為府院不和，加上全國反對，遂使煙酒借款未克實現，不久阿卜脫啟程回國，把這項交涉移交四國銀行團美國代表史蒂芬繼續談商。
正當徐、靳之間關系惡化時，我國參加華盛頓會議的代表顧維鈞送來一個報告，述及被英國代表侮辱，英國代表貝爾福曾質問︰“中國究竟是怎樣一個國家？”
徐世昌看到這個報告時，便向交通總長張志潭、國務院秘書長郭則𢦓表示︰現在是責任內閣制，一切當然由內閣負責。靳雲鵬听到這句話，也氣沖沖地說︰“哪兒有責任內閣，只是徒擁其名，我做這個國務總理，用人行政哪一樣不受到總統的干涉”。接著他還冷言冷語地談到當前時局的關鍵，認為外國人罵我們是怎樣一個國家，其含意是指南北法律之爭，是指總統的法律地位。言外之意就是指徐世昌是一個非法總統，因此南北統一不能進行，遂影響對外借款以及裁兵理財等問題。
國務院秘書長郭則𢦓把靳這些話照轉給徐。徐世昌本是一個喜怒不形于顏色的老狐狸，听了這些話也沉不住氣，憤怒達于極點，認為所有外邊推翻總統和改造政局的計劃都是靳在暗中搗鬼。
巧不巧，就在這個時候，張作霖從關外打來了一個電報給徐，指責煙酒公署督辦張壽齡才力不勝，以致煙酒稅收入銳減，應當予以撤職，徐又疑心是出自靳的指使。
徐的疑心是有原因的，在此以前，鹽務總署署長潘復已因吳佩孚的攻擊而下台，靳雲鵬則認為吳對潘的攻擊是徐世昌的指使。因此他致電張作霖，力言張壽齡任煙酒督辦以前，所有稅收帳目既不呈報國務院備案，又不送審計院審查，內閣無權過問。這就是張作霖電請罷斥張壽齡的由來。
徐世昌認為靳挾張作霖來威脅自己，實在忍無可忍了，于是便親自執筆寫好一個辭職電報，表示本人決不貪戀權位，並將政治腐敗和時局嚴重的一切責任完全歸咎于內閣。從這個電報看來，完全是宣布靳的罪狀。
10年12月1日，靳到總統府質問徐是否準備發出一個辭職電報，徐干脆地回答說，是的。于是靳竭力阻止發出這個電報，表示一切責任既然應由內閣負責，總統就沒有辭職的理由，本人願意下台。徐卻執意要發，並且氣忿地說︰“我身為總統，難道沒有發電報的自由？”靳踫了這麼大的釘子，無話可說，只得悻悻地退出了出去，當天就請假不到國務院辦公。
由于張作霖的攻擊，張壽齡只好下台。徐世昌想提拔袁乃寬繼任煙酒督辦，靳卻要潘復繼任，徐咬牙切齒地說︰“寧可犧牲總統，決不讓潘復上台。”後來折衷協調的結果，改派接近直系的汪士元為煙酒督辦，又派接近奉系的鐘世銘為鹽務署長。
12月3日徐世昌發表了他的辭職電，在這個電報中，他首先惋惜“和平統一”未能實現，而國會問題“九年十月明令宣布用舊法進行新選，乃選舉迄今未竣，國會尚無成立之期”，對于聯省自治，徐則大施攻擊。他說︰“近歲之亂，當有以自治為名，卒之兵連禍結，土匪乘機騷動，全省糜爛，如是而言自治，是自亂而已矣。”徐通電的最後一段才談到本人的去就問題︰“以任期言，尚有年余，日月不居，避賢有待。”
徐世昌的辭職電中並沒有表示願意辭職下台，他只是向各省軍閥訴苦，並且暗示任期未滿，本人的地位不可動搖。在電文中沒有傷害靳雲鵬，因為張志潭和郭則𢦓苦苦相勸，所以把原稿中攻擊靳的辭句都刪去了。
靳雲鵬內閣在直奉兩系均勢局面下存在的，不過靳是張作霖的兒女親家，在財政方面以及分配兩系的權力地位上頗有親奉疏直的傾向，因此直系對這個內閣是不太支持。靳雲鵬的幕後軍師是交通總長張志潭，在靳第三次組閣前，張志潭曾出了一個主意，勸靳主動地邀請張作霖和曹錕到天津舉行會議，于是把策動倒閣的舊交通系分子完全趕出了內閣，並且組成了第三任靳閣。
舊交通系過去用以倒閣的，是財政問題，現在靳閣仍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所以舊交通系倒閣的陰影仍在，問題是能不能說服靳的後台，使之不支持靳。由于張志潭是第三任靳閣的靈魂，而張志潭是接近直系的人物，奉系對此就頗為不滿。特別是任命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更讓奉張大為光火。迨徐靳之間發生沖突，徐世昌素來和舊交通系有淵源，因此舊交通系分子便利用這個機會，再來一次倒閣運動。舊交通系本來掌握了本國銀行事業和交通事業，靳內閣自始就困于財政，國內銀行團坐視不救，就是舊交通系用財政困難來迫垮靳閣的一個殺手 。同時釜底抽薪，由舊交通系的要角葉恭綽秘密到沈陽拉攏張作霖。葉向張建議如果要控制中央的財政，可以收買交通銀行股票為第一步。張作霖受到慫恿，便于12月12日到天津，當天靳雲鵬也趕到天津來。他們兩人聯名邀請曹錕來津再舉行一次“巨頭會議”，以解決當前的政治危機。
靳雲鵬已知道目前的嚴重情勢，徐世昌和舊交通系都以全力要逼垮他的內閣，他還想再借曹、張兩巨頭的聯合力量使自己不垮。
吳佩孚力勸曹錕，多注意自己的實力，少過問北京政府的事情，曹錕听了吳的建議，因此當靳、張聯名邀請他時，他借口有病，不肯來天津。
10年12月14日張作霖到了北京。
張抵京後，鄭重宣稱不干預政治，也不過問內閣問題，此次到北京來是專門為了討論“征蒙”問題。
可是，當他去見徐世昌時，卻大罵財政總長高凌 ，認為他不配作財長，高凌 是直系所推薦的，當然不為奉張所喜，又罵交通總長張志潭對交通外行，不配當交通總長。奉張率直地對徐說，內閣必須改組才能有所作為。奉張這番話正好和徐世昌要改組內閣意見不謀而合。所以徐更增加了改組內閣的決心。
到了這時，靳才知道自己處境萬分窘困，受到了徐世昌、奉系和舊交通系的三面圍攻。他知道已經無法再戀棧了，因此12月17日靳雲鵬的第三任內閣宣布總辭職，當天靳就離京赴津。12月18日徐批準靳內閣辭職，並派外交總長顏惠慶代理內閣總理。
顏惠慶以外交總長代理國務總理，當然是一個過渡性的臨時內閣，顏表示正當華盛頓會議之際，為了避免無政府狀態，他只得出面來維持，不過他也提出一個條件，就是他代理的期限至遲到華盛頓會議閉幕之日為止。
曹錕在徐世昌、張作霖兩人竭誠邀請下，于12月19日到了北京。張向曹極力保持好感，而且熱誠地向張建議，他們兩人應當合力籌款維持中央財政。其實，張已與舊交通系約好用投資方式控制交通銀行，他提用東三省公款400萬元借給交通銀行，按日利息一分二厘，定期半年收回。他還打算把中國、交通兩行合並，成立中央銀行，置于自己控制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