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1)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2) 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
惟聖人能屬萬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3)其功。《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4)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之所為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為于此惡施于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5)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6)內之治。五者俱正，而化(7)大行。
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眾。《春秋》弗危，衛侯晉以立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眾心之為大安也。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為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敬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以自湔(8)浣也，遂為賢君，而霸諸侯。使齊桓被惡而無此美，得免殺戮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9)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優而不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雲︰“德 (10)如毛。”言其易也。
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 (11)求金，皆為大惡而書。今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為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12)也，皆諱大惡之辭也。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13)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于性，雖不安，于心，雖不平，于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昏(14)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15)無稱，稱主人，變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為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於經，何也？曰︰《春秋》理百物，辨品類(16)，別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螽(17)墜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也。今四者俱為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
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言其弒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立，桓不言王者，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
【注釋】
(1) 大人︰指君王，統治者。 (2) “是故”一句︰看似與上下文不同，有人懷疑此句為錯簡之語。 (3) 遂︰成就，完成。 (4) 不︰疑為“死”字。 (5) 正︰確定。 (6) 竟︰同“境”。 (7) 化︰教化。 (8) 湔（ji n） ︰洗。 (9) 魯桓︰指魯桓公。桓公篡奪權力而自立為君，最終在齊國被殺。 (10) （y u）︰輕。 (11) （f ）︰以財物幫助人辦喪事。 (12) 觀社︰觀看社祭。古人社祭時男女混雜，所以說觀社為非禮。 (13) 為︰疑為“謂”字。 (14) 昏︰同“婚”。 (15) 辭窮︰指古婚禮時寫明諸侯派誰迎娶或納幣。因為按禮規定，不應寫明諸侯本人派誰去迎娶、納幣，只能寫他的母親派人，如果母親不在世，似無人使，稱為“辭窮”。 (16) 辨品類︰辨別人的品質，區分物的種類。 (17) 螽（zh ng）︰蝗蟲。
【譯文】
稱一為元，是因為一是一切事物的開始。了解元年的內涵，是統治者看重的，普通人輕視的。所以管理國家的開端在于使名稱正確。名稱端正，可振興五代，在《春秋》五家傳注之外，美好丑惡全可以表露出來，可以說能發現事物的真面目，不是子路一類人能發現的。
只有聖人能夠將萬物歸屬為一，將它們和“元”聯系起來。最終不能追溯到將萬物歸為一的本源便這樣接續下來，就不能有什麼結果。所以《春秋》將“一”改稱為“元”。元，就是本源，它的意思是隨順天地的產生而產生的。所以人生是有始有終的，而生、死一定要與四季的變化相適應。所以元，就是萬物的本源。而人的本源也在其中。在什麼地方？原來在天地產生之前。所以人雖生于天氣和尊奉天氣行事，卻不能和上天同時以元為本，尊奉天命，而共同違背自己的本源。所以春天正月，是承順上天的安排。也是按照這種上天的安排結束這一個月的。它的原則是和天地共同成就功業，怎麼可以說人的本源就是天地的本源呢！天地的元又為什麼影響到人類社會呢？大體上說是人順承了上天的原理。
因此《春秋》的原則，用元氣確定上天的開始，用上天的開端確定君王的政事，用君王的政事確定諸侯接繼王位，用諸侯接繼王位確定國內的統治。這五樣都確定，教化就可以廣泛實行。不是自己的王位而要繼承它，即使是從先父那里繼承的，《春秋》也認為危險，宋繆公就是如此。
不是自己應繼承的王位，更沒有從先父那里繼承，自己卻要繼承，《春秋》也認為危險，吳王僚就是這樣人。雖然是這兩種情況，如果能行善並得到民眾擁護，《春秋》不認為危險，衛侯晉被立，《春秋》上先記為“立晉”，以後又記為“葬衛宣公”就是這種情況。上面的情況都不應該被立，而宋繆公從先父那里繼承君位卻很不穩定。衛宣公不是從先父那里繼承君位卻不危險，由此可以發現得到民心擁護是最大的安定。所以齊桓公不是直接從先父那里接受王位。大體上講不應該立為國君的卻被立了，罪過是很重的。然而如果治國知道恐懼，能選拔賢人，可以掩蓋自已被立位時的缺陷，知道不背叛盟約，可以洗雪自已的缺點，讓齊桓公承受惡名而沒有這種美名，能夠免除被殺已經是萬幸了，還有什麼稱霸一說呢！魯桓公忘記自己治國的憂患而災禍降到自已身上。齊桓公對自己治國的憂慮感到十分嚴重，而立下了功績。推而廣之，凡是有憂患卻不知憂患的人，結果一定要凶，有了憂患而能深入知道這種憂患危險的人，結果可能是吉。《易經》說︰“復返自身之道，哪有什麼禍害？”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平凡百姓違背正常之道若免除禍害還困難，君主如違背正常之道要免除禍害就很容易。《詩經》說︰“德行小得如同鴻毛。”是說很容易。
魯隱公到棠地觀賞魚，怎麼評論？厭惡這一行為。人的本性，沒有不喜歡仁義的，然而不能行仁義的，是利使之敗壞了。所以君子整日談話也涉及不到利益，目的是用不談利益的方式表達羞愧對待利益罷了，羞愧談利為了堵塞逐利的源頭。居處君位能夠改變風化的人，只是空口談利而已，對此尚且厭惡，何況對逐利之事了？所以君王派人去尋求喪事的資助、求得金錢援助，全是大惡，所以《春秋》記載此事。如今不僅僅派人去求利，竟親自去尋求利，這就更加討厭。指責魯隱公為什麼要說觀魚呢？這就如同說觀看社祭一樣，全是應該避諱的大惡用語。
《春秋》有固定傳統的禮，有可以權變的禮。如果使人情安定心緒平和的，是傳統的禮。至于對人性，雖然不能使之安定，對人心雖然不能使之平和，但對大的處世原則，卻沒有什麼改變，這是變化的禮。所以婚禮上不稱父兄師友之名，這是傳統禮節。婚禮上因無母親在場而辭窮之時，稱父兄師友之名，這是權變的禮節。天子居喪三年，然後才可以繼位稱王，這是傳統的禮節。有變故未居喪三年而繼位稱王，這是權變的禮節。婦女沒有需要出國境的事務，這是傳統的禮節。母親給自己的兒子娶媳婦而出國境，為了奔父母之喪而出國境，這是權變的禮節。明 傳統禮節和權變禮節所允許的事，之後可以知曉輕重的分別，這樣就可以參與適度的權變了。問難的人又問道︰《春秋》記載同類事的用語相同。上面所述四類全為權變之禮，可是有的與儒家經典相通，有的和儒家經典不通，這是為什麼？我認為︰《春秋》分析百物，辨別人、物之品類，區分美惡貴賤。是遵循事物的自然之理。所以星從天空墜落稱作隕，像蝗蟲一樣的水滴從天空墜落稱作雨，它們產生的地點不同，有的從天而降，有的則是產生于大地，記載它們的用語不可相同。如今這四類全為權變之禮這一點相同，而它們出現的地點也不同。有的從男人身上發生，有的在女人身上發生，用辭不可以相同。這就是有的與傳統不變的禮相通，有的和權變之禮相通。
《春秋》關于魯桓公的記載，沒有用表示周歷的“王”字，是故意不寫“王”字。桓公的想法是要繼承王位，所以《春秋》記載說“即位”。記載說“即位”表示他殺死了做國君的兄長。不寫“王”宇，用來表示他違背了周天子。所以魯隱公時《春秋》不記“即位”，桓公時不寫“王”字，都是表示他們篡位的想法而使他們的惡行表現于歷史上。遵從賢能人的想法是為了表現他們的義，遵從不賢人的想法是為了表現他們的惡。由此看來，《春秋》認為善良的，是善良，認為不善的，是不善，這兩種情況不能不分辨清楚。
經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1)，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2)與晉 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為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若直書其篡，則宣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難者曰︰為賢者諱，皆言之；為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權之端(3)焉，不可不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為也，公子目夷(4)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 取乎莒，以之為同居(5)，目(6)曰“莒人滅 ，此在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 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7)也，尚歸之以奉鉅(8)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9)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听，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為同，俱為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為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而所欲恃(10)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為義也。
【注釋】
(1) 眇︰微小。 (2) 藏孫許︰春秋時魯國大臣。 (3) 端︰開始、發端。 (4) 公子目夷︰春秋時宋國人。宋桓公庶子，曾要被立為太子，後逃往衛國， 宋襄公即位後回到宋國。 (5) 同居︰疑是“司君”，即嗣君。 (6) 目︰指目夷，又名子魚，宋公子。 (7) 譎（ju ）︰詐。 (8) 奉矩︰遵循規則。奉︰遵循，奉行。矩︰同“矩”，規矩，規則。 (9) 反一︰簡約。一︰約。 (10) 恃︰依靠。
【譯文】
《春秋》記載︰“宋督殺死自己的國君與夷。”《春秋傳》記載︰“莊公馮殺死宋殤公。”卻不能記載在《春秋》經上，這是為什麼？我認為︰不是不可以記在《春秋》經上（記于經和不記于經）它們差別細微，不可據此分類，所以難于了解。《春秋傳》說︰“臧孫許和晉 克同時到齊國騁問。”考察《春秋》上沒有記載，豈不是隱微嗎？不記載他們前往齊國的事是因為有所迥避。現在本傳中記莊公馮，可是在《春秋》上不記載，也是有所卻避。所以不記載藏孫許和晉 克聘問齊國的事，是為了迥避他們所做的可羞的事。不記載莊公馮殺殤公，是迥避《春秋》以為是善事。所以謙讓是《春秋》所認為的善事。宣公不將君位傳給自已的兒子而給自己的弟弟，他的弟弟也不將君位傳給自己的兒子反而還給自己哥哥的兒子，這些做法雖然不符合繼承的原則，全是謙讓的美德，是不可拋棄的。所以君子為他們迥避不行常法的說法，以避免他們的後代出現禍亂。將殺與夷的事移到宋督身上為了使宣公的記事更美善。這也是《春秋》的正當作法，使善事不要遺漏。如果直接記錄他們篡位的事，那麼宣公、繆公的美德便不存在了，《春秋》認為他們美善的意思就表現不出來。問難的人說︰“替賢人迥避惡事，全有記載，替宣公、繆公迥避惡事，單單不記錄，是為什麼？”我認為︰因為他們還不是完全的賢，他們心要行善，行為卻不合王法，這種做法不可肯定，也不可否定。否定這種做法就否定了要行善的想法，肯定這種做法就妨礙了王法。所以既不否定也不記載，用意會的辦法表示這個意思罷了。如果致力于仁，不做惡就可以了，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器物和名稱相符合，土地和主人相符合就叫做規章制度。權變的發生，不可不明辨。權變雖然不合正常制度，也一定在合適的範圍之內。不在合適的範圍之內，即使死亡，最終也不去做，公子目夷就是這類人。所以諸侯父子、兄弟不應即位而繼承王位的，《春秋》看待他的國家和應該立位的國君沒有區別。這都在合適的範圍之內。至于 國被莒國滅掉，替他安排了繼承人，目夷認為“莒國滅亡 國，這在不合適的範圍內。所以諸侯的行為在不合適的範圍內，叫做大德，大德不超過界限的，叫做真正的標準。諸侯在合適的範圍內的，叫做小德，小德有出入可以。即使權詐，還歸屬大的標準之內。所以《春秋》的記事原則，是廣博而精要，全面而又簡約。”公子目夷回復宋君，始終沒將國家交給別人，祭仲已將國家送給桓公，後改送厲公，晉荀息至死不听里克的意見，衛國曼姑本可以拒絕靈公之命而不接納並立輒為君，這四位臣下事跡雖不同但想法卻相同，他的正義也是相同的。目夷不將國柄交給別人，使宗廟顯耀。祭仲將君位送給人，也使宗廟顯赫。荀息為繼承之事而死，也是十分看重先君的命令。曼姑拒絕立輒之父繼位，也是十分看重先君的使命。事件的情況雖然不同，他們做事的原則卻相同，全都是使宗廟顯赫，十分看重先帝的命令。問難的人說︰公子目夷、祭仲的所做所為，全都考慮侍奉國君，認為這二人美善是可以的。荀息、曼姑並沒有這些事，他們所想依靠的人全不應立為國君，為什麼還要記載他們呢？我認為︰《春秋》記載的原則，君主立了不該立的，不記載，大夫立了不該立的國君就記載。記載這些事，是不贊成大夫立了那些不該立的人為國君。不記載，是贊成國君能確立繼承人。國君立了不該立的人，不對。但立了之後，大夫也要尊奉就是了，荀息，曼姑所得到的評論是正義。
難紀季(1)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2)。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為賢？賢臣故(3)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難乎？曰︰賢者不為是。是故托賢于紀季，以見季之弗為也。紀季弗為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4)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5)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隋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6)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听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 (7)于齊者，實莊公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以 (8)人于齊者，實紀侯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听，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仇，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9)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 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10)，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眾，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謂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眾心也，故為諱滅。以為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
【注釋】
(1) 紀季︰春秋時紀國人，紀侯之弟。 (2) 用地︰疑應為“專地”。 (3) 故︰同“固”，本來。 (4) 代︰疑應為“狩”。 (5) 慶父（前？一前660）︰春秋時魯國人，魯莊公庶兄，曾先後殺死子般、 閔公兩位繼位者，後自縊而死。 (6) 章︰同“彰”，表彰。 (7) （d ) ︰買進糧食。 (8) （x ) ︰古地名，春秋紀國境內，在今山東益都縣西北。 (9) 距︰同“拒”。 (10) 五廟︰是祭祀上五代的宗廟。包括二昭，二穆、太祖。
【譯文】
有人向紀季問難說︰《春秋》的記事原則，大夫不能有專用之地。又說︰公子沒有離開本土的禮義。又說︰君子不躲避外來的災禍。紀季違反了這三條禮義，為什麼還是賢者？賢臣本可以盜用專地以居于敵手之下，拋棄國君以便躲避災禍嗎？我認為︰賢德之人不做這樣的事情。所以在紀季身上給以賢者之名，以此表明紀季不應做這些事。紀季不做而是紀侯讓他去做，這是可以推想到的。《春秋》在記載事件時，如違背事實是有所迥避的地方。在記載人物時，更換人的名字是有所忌諱。所以隱瞞晉文公滿懷稱霸之志的實際．用天子前往狩獵代替傳喚天子。隱瞞莒子招呼諸侯會面盟誓就稱莒子為莒人，是為了替隱公避諱。改變慶父的名字而叫他仲孫，改變各國軍隊圍盛地為成地，都是避諱大惡。這樣看來，研究《春秋》的人，在剛剛入門時就要注意避諱的寫法，隨著事件的發展變化就可以弄清它的涵義了。如今紀季是從國君那里接受使命，經書上就用專門詞語記載，沒有美善的名聲，在行文中卻用賢者之名來表現，對這些不可不仔細分析。《春秋》對它認為賢的，一定要按照它的看法，用相同的詞語記事，為了表彰他們的禮義並獎勵他們的美德。現在紀侯是《春秋》看重的人，所以就听任他進入齊國的願望，便違反他服罪的用語，將責任轉到紀季身上。（臧孫辰）到齊國買糧，實際上是莊公要做的，可是《春秋》違反記載此事的用語，將責任轉給減孫辰。紀季憑著 的專用地到齊國，實際上是紀侯要做的，可是《春秋》違反記載此事的用語，將責任轉給紀季。這些違反用語的情況各有不同，但實質是相同的。問難的人說︰有國的人，人們就要立他為國君，本來就不該听從人們的意見，國家被消滅、國君為國而死，這就是正。為什麼對紀侯就認為賢呢？我認為︰齊國要復仇，紀侯自知國力不敵齊國卻想抵御齊國，所以對他的弟弟說︰“我是國家的國君，不可以不用性命拒敵。你依 地前往，向齊國服罪，請求能建立五廟
，讓我們先君在歲祭時能得到祭祀。”帶領一國的兵眾，來護衛九代神主。齊襄公驅趕他也不離去，要求他將紀國交給齊國又不同意，全國上下齊心一起效命紀國，所以稱他為“大去”。《春秋》認為紀侯為正義死是賢，並深得百姓擁護，所以迥避紀國被滅的記載。以用忌諱的寫法，表現紀侯的賢。以他的賢德，表現他符合仁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