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趙充國擊先零羌，充國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于外，其福生于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月食糧谷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 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闢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荊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林伐木，大小六萬余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二人，用谷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隍 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卒馬什二，就草，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轉谷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陸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又曰︰“班師罷兵，萬人留田，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谷，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農，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隍漕谷至臨羌，以視羌虜，揚威武，傳世折沖之具，五也。以閑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
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開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隍 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遂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隍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
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詭，責也，自為憂責，言必能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曹操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棗祗建置屯田。于是以任峻為興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于許下（今潁川郡許昌邑也），得谷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
正始中，司馬懿督諸軍伐吳，因欲廣田積谷為兼並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旨。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谷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遇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糧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並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且田且守，永豐常收，三倍于西。計除眾費，歲克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克矣。”懿善之，皆如艾計。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于潁之南北萬余頃。自是淮北倉廩相望，壽陽至于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
唐郭元振遷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先是，涼州封界東北不過四百余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峽口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軍，挫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虜不復更至城下。
元振又令甘州剌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其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數年豐稔，乃至一匹絹糸翟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
唐黑齒常之充河源軍副使，以河源軍正當賊沖，欲加兵鎮守，恐有飛趺庵費，遂遠置烽戍七十余所，度開營田五千余頃，歲收百余萬石。
後唐張希崇遷靈州節度使。先是，靈州地接戎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