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月底，黃興和譚人鳳再赴欽州郭人漳指揮部，運動郭人漳配合起義。譚人鳳是湖南人、同盟會會員，也認識郭人漳。
黃興是1904年秋在上海認識郭人漳的。郭是一個軍官，當時他們兩人由于在一次暗殺事件中涉嫌而誤遭逮捕，從此兩人保持聯系。黃興曾在1905年秋赴桂林找當時任桂林巡防營統領的郭人漳，勸說他參加起義。郭對黃表示友好，但拒絕采取任何公開行動。他托詞與同僚隨營學堂監督蔡鍔相處不睦，行動不能自主。蔡鍔是在日本受過軍事教育的湖南人，又是黃興的老朋友。黃興想居間調解，終不見效。
這次，黃興、譚人鳳和郭人漳見面，郭的態度友好，要接濟黃興彈藥並相機反正。但第2天郭接到廣州來信，說他已復原職，就改變了態度。
黃興立即返回河內，以免遭不測。
黃興在河內組織了一支200人的隊伍，半掛長槍，半掛短槍。3月27日，黃興率領隊伍由越南向欽州進發。29日抵小峰，戰敗郭人漳部管帶楊某所部600余人。30日、31日，于途中連續擊敗清軍3營。4月2日，在馬篤山再敗來犯清軍3營。起義軍經過數次激烈戰斗，隊伍擴大到600多人，繳獲敵人快槍400余枝和大量子彈，軍力有所充實。正準備向廣西邊境移動時，郭人漳以數千人尾追，企圖圍殲起義軍。黃興在眾寡懸殊的情況下，以夜襲戰術粉碎了清軍的陰謀。此後，起義軍在欽州、廉州和廣西上思一帶，轉戰40多天，歷經數戰，屢敗清軍，但隊伍始終未能再擴大。最後，因彈盡援絕，不得不率隊伍退回越南。這已是孫中山所領導的第七次武裝起義了。
在河內負責後勤供應的胡漢民，一度以為黃興已經遭難。
當黃興于5月5日身強力壯、精神煥發地回到河內，胡漢民喜出望外，一則是黃興平安無事，二則是雲南河口起義已經爆發，前線迫切需要富有經驗的革命領袖親臨指導。
4月30日，黃明堂、王和順等人按照孫中山的部署，率領從鎮南關撤出的200多名革命軍人，在越南邊界渡河，得到清軍防營一部響應，共約500人，向河口進攻，發動了河口起義。在當天凌晨攻佔河口，分兵出擊，連克新街、南溪、壩灑等地，直逼蠻耗、蒙自。他們在戰斗中收編清軍降卒，使起義軍從幾百人擴展到3000多人，聲威大振。
但是，部隊必須有給養和薪餉。在河內，胡漢民困窘萬狀。他心緒煩亂，不斷電告新加坡，催促孫中山火速設法。孫又急電催其他同志，並派汪精衛去荷屬東印度籌款。孫中山得知黃興已返回河內，立即發電給黃興，委任他為雲南國民軍總司令，去前線督師。黃興便立即奔赴雲南。
從河內到河口，火車約需行駛12小時。黃興到河口後，發現投誠清軍不听他的調度，對黃明堂、王和順等指揮不靈。黃興意識到︰必須有一支他自己直接指揮的、武器裝備比較精良的軍隊，才能順利地指揮其他各軍。他打算把他從欽廉戰役帶到越南去的戰士召集起來。因此，他回河內同胡漢民商量。
5月11日，黃興在河內同胡漢民會面後，折返回前線，途經安南境內的老街時，被一個法國警察盤問。黃興佯裝為廣東人，但說話方音太重而暴露了身份，法國殖民當局令他離境，他只好離開安南赴新加坡。
清朝雲貴總督錫良派出大軍，廣西方面亦調兵圍攻起義軍。起義軍里的一些降兵又反正過去，法國殖民當局在河內至老街鐵路沿線加強警戒，阻止起義人員和武器、糧食從越南增援雲南，起義軍陷入困境。他們堅持戰斗了近1個月，終于無法堅持。
黃明堂率領600多名起義戰士突圍撤入越南境內，被法國殖民當局解除武裝，強行押送到新加坡遣散。
孫中山領導的第八次起義失敗後，花費了1年零7個月，積極準備發動第九次起義。
他全身心地致力于募款集資，派汪精衛在安南、馬來亞、緬甸、荷屬東印度、新加坡等地籌款。那些地方的傾向革命的僑商，如張靜江等捐資幾盡家產。孫中山只好前往歐美籌款。
黃興在新加坡逗留時間不長，便去日本。
河口起義失敗後，汪精衛變得更加悲觀頹喪了。這時，在海外的保皇黨人，對孫中山和他的廣東籍同志大加譏嘲，信口雌黃地說，他們讓別人在前線作戰，而自己則在海外逍遙。汪精衛被這種妄加于孫中山的誹謗所激怒。他想借助某種英雄行動來反擊惡意攻擊。同盟會內的磨擦，特別是章炳麟等人對孫中山的誣蔑謾罵，使他深感痛心。他認為，只有依靠某種振奮人心的行動，才能恢復黨的斗志和團結，于是他便傾向于暗殺和恐怖活動。
當時中國的暗殺活動已是司空見慣。早在1900年，革命黨人史堅如就曾謀殺清廣東巡撫德壽于廣州；1904年11月，萬福華曾在上海謀殺廣西巡撫王之春；1905年9月，吳樾曾在北京車站擲彈狙擊被派往西洋各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這些暗殺行動，都以失敗而告終。
汪精衛與黃興商量，想去北京暗殺攝政王，一令敵人膽喪，二鼓同志意氣。“思于京師根本之地，為震奮天下人心之舉。”黃興認為汪精衛是同盟會重要干部，如此孤注一擲，殊不值得，便竭力勸阻。
汪精衛去志已決，對大家痛哭道︰“我要為已死的同志報仇，如果大家不放我去，我就投水自盡。”
黃興自覺阻攔不住，就讓他帶上一筆錢，派兩個同志同去北京，一人是四川的黃復生，也是熱心暗殺的，另一人是一位姑娘，名叫陳璧君，是南洋富商的女兒，因為愛讀汪精衛的革命文章，所以加入同盟會，已與汪相愛很久，此次入京，陳璧君自告奮勇扮作汪精衛之妻，以遮人耳目。
他們3人到北京便開設了一個照相館作幌子。
汪精衛秘密偵查攝政王載灃的行蹤。他花了許多錢，買通了宮中的一個太監，在攝政王載沛每天上朝進宮的必經之路上，埋下了地雷，將藥線與電線相結，只要按動電門，就會爆炸。
正當汪精衛以為大功快要告成，很是興奮之時，不料隔牆有耳，事機不密，他與那太監密商時，卻被另一太監听到，深夜到攝政王府告發。
載灃立刻通知步軍統領衙門，一幫辮子兵直撲汪精衛的照相館，把汪精衛、黃復生一一捉住。陳璧君因是個姑娘，兵弁沒有逮捕她。
汪精衛快被押走時，陳璧君握住他的手，淚眼相看︰“汪君，你怎麼處置我？”
江精衛慨而以慷︰“我與你相交日久，相愛甚深，原以為來日方長，沒有考慮婚姻大事，今天我這一去，必死無疑，咱倆身份未明，今天就得一言而定，你肯為我精神上的妻子嗎？”
陳璧君于願已足，破涕為笑︰“汪君放心地去，我一輩子為你守著！”
汪、黃被關押在內城巡警總廳。法部審訊此案，那黃復生便一口咬定是自己主謀，與汪精衛無關；汪精衛也咬定是自己主謀，與他人無關。法部堂官只得把他們打入牢房。
汪精衛、黃復生分別押在死牢，肩扛40斤的鐵枷，每人每天只給稀飯一盆，粗面餅一塊，脖子已被鐵枷磨爛了。
有一位青年人前來探視汪精衛，被獄卒攔住不放進來，就寫了一首詞送給汪精衛，汪即和一首，詞曰︰
別後平安否？便相逢淒涼，舊事不堪回首。國破家亡無限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離愁萬斗。眼底心頭，如昨日數襟期，夢里重攜手。一腔血，為君剖淚痕。莫滴新詞，透倚寒窗。巡環細讀，殘燈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多情孱�u愧。戴卻頭顱，仍舊跋涉山河。知不易，願孤魂繞護車前後。腸已斷歌難。
汪精衛和了這首詞，似覺得話猶未盡，便又寫了一首題為《被逮口佔》的五言詩，其中八句是︰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
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這悲壯動人的詩句，讀來鏗然有聲，膾炙人口，曾經被傳誦一時。
陳璧君既然把心身許給汪精衛，便在外面奔走營救，一刻不停。她結識了肅親王善耆。胡漢民听到汪精衛刺殺載灃未遂被捕入獄，震驚焦灼，即與同志商討營救辦法。
這善耆卻是個清宮中的新派人物，同立憲派同革命黨人都有聯系，他想借著這兩股勢力，登上內閣總理的寶座。那各省諮議局代表孫洪伊等請願提前立憲時，攝政王載灃很是震怒，各衙門各大員對代表們避之惟恐不及，而這位民政部大臣肅親王善耆卻獨樹一幟，在民政部大堂迎見各代表，談話至緊要處，忽然擲冠于地，唱了一聲“先帝爺白帝城龍歸天境”的戲詞，意思是說︰光緒帝若在，立憲早已實行，現在載灃不願，我卻是同情立憲的。
陳璧君找到肅親王這里，肅親王認為這是同革命黨聯絡的好機會，遂為汪精衛等說項。那攝政王載灃對汪精衛等原本是殺無赦的，肅親王說了話，不得不從輕發落，定為永遠監禁。善耆便將汪、黃轉移到他那民政部監獄，住在裱糊一新的房間里。汪精衛終日披卷吟詠，頗覺安逸。
孫中山在南部發動8次起義都失敗了，他認為依靠會黨作為主力，戰斗力不強，便轉而側重于新軍的策反工作。
朱執信奉孫中山之命，潛入廣州新軍串聯，宣傳革命主張。
廣州有三個標的新軍，都是用新式武器裝備起來的。那趙聲就是一個標的標統。他曾是個秀才，先後在江甦新軍和廣東新軍中當過標統，與朱執信等人素有聯系。在1907年的欽州暴動中，黃興曾爭取過他的支援，爾後他奉命調來廣州，不久因被懷疑同情革命，受到郭人漳的排斥，遭黜職。降級後的趙聲跑到香港，由于他懂軍事，並且有些老部下願繼續听他指揮，他便成為同盟會起義的軍事組織者之一。
另有一位廣州新軍炮隊排長、安徽人倪映典加入了同盟會，對部屬進行了細致的說服工作。他利用學科講授機會，演講歷史故事，宣傳革命思想，啟及反清覺悟。他的工作很出色，很多新軍加入了同盟會。
胡漢民又派鄒魯等在廣州軍隊中積極策劃起義。
朱執信、趙聲、倪映典等決計以運動新軍為第一步，在廣州發動起義。
1908夏，朱執信、倪映典等召集軍中革命黨骨干數十人在白雲山能仁寺集會，舉定干事員，決定分頭運動，並在天官里寄園巷五號設立機關，專門聯絡新軍弁目。由于各方面的積極努力，廣州新軍加入同盟會者已達3000多人。
1910年1月，倪映典向同盟會南方支部報告新軍起義條件成熟，要求訂于夏歷元宵節前後起義。
南方支部又報告給遠在美國的孫中山，並要求籌措匯款2萬元應急。
孫中山此時在紐約、芝加哥和舊金山建立了同盟分會。他答應準如所請，兩月內匯奇港幣2萬元，並囑進行勿餒。此前他已先後匯回了在美國華僑中募捐到的港幣8000元，允作起義經費。
廣州的武裝起義原計劃在1910年2月末動作。舊歷年節日氣氛籠罩著武裝暴動的策劃與發動。
不料，在2月9日下午，少數新軍士兵在市內為一些瑣事與警察發生了磨擦。雙方爭斗起來，一刻間，軍隊與警察之間似將發生武裝沖突。革命黨人在起義前不願發生這樣的事件，而且避之惟恐不及。在緊急時刻，倪映典急馳香港，同胡漢民、黃興、趙聲等人磋商。黃興是在1月底由日本來到香港的。
經過徹夜會議，決定在當月15日發動，屆時趙聲、黃興將到廣州指揮戰斗。
會議剛剛結束，2月12日清晨，倪映典回到廣州。情勢又發生了變化。在他離開廣州時，一標士兵發生騷動，清吏嚴加戒備。
倪映典當機立斷，即于當天下午回到一標，率領1000余士兵起義，倪映典被推選為總司令。他身穿藍袍，手持紅旗，來往馳驅，指揮起義軍經沙河進攻東門。
起義軍進入陣地，同清朝廣東水師提督李準所部2000余人展開猛烈激戰。
這次起義，因準備不足，計劃不周，三標新軍，除一標起義外，其他兩標因清朝政府采取了預防措施，封存了全部槍械彈藥，未能行動。一標戰士孤立無援，倪映典在作戰時中彈犧牲，起義軍奮勇戰斗1個多小時後，不得已而退卻。延至次日晚，起義軍退守白雲山一帶，被清軍所鎮壓，起義失敗。死難和被捕者300多人，其余潰散，有些逃到香港。
第九次起義失敗時，孫中山在美國舊金山華僑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說︰“滿清政府已成破屋漏舟，不可救藥，僑胞們應速立志以實行革命。”
為了籌集資金，孫中山在洛杉磯同美人咸馬里、布恩等多次會談，制定了武裝起義計劃，委任布恩為中國同盟會駐國外全權財務代辦，要求布恩向紐約財團洽商貸款。
孫中山連續發電報和長信給在香港的黃興、胡漢民等人，提出再次發動起義的計劃︰建立革命基地，組織軍隊，訓練軍官，貯藏從海外輸入的武器等等。在香港的革命黨人讀過電報和長信，靡不歡躍之至。
黃興是位熱血之人，當即回信表示︰盡管有2月的挫折，但是，圖廣東之事，不必于邊遠，而可于省會。廣東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軍隊下手。黃興向孫中山報告，在廣西軍隊的軍官中，有數十位同志。在江甦、浙江和江西等省軍隊的軍官中，也有許多人是革命者。在湖北軍隊中，有孫武竭力運動，成績亦好。在湖南軍隊中的革命力量，也不弱于任何其他一省。在雲南，同盟會成員深深滲入軍隊，以致有不俟他處彼亦為之之勢。長江流域之秘密會黨，一有號召至，可助其威焰，尤以浙江一部為可用。黃興預言︰革命一經在一省爆發，各省將聞風而動，必有谷中一鳴，眾山皆應之象。
黃興向孫中山建議︰必多求之各省同志中，以為將來調和省界之計。他從各省推薦的人材有︰劉揆一、宋教仁、楊守仁、蔡元培、吳稚暉等。說楊守仁思想縝密，文采人品亦如汪精衛，美材也。說蔡元培雖開闊達之度，而辦事精細有余。說吳稚暉甚屬人望，惟偏于理想，若辦事稍低減其手腕，自亦當行出色。黃興深有感觸地說︰“必須開誠布公，推心置腹以感之，彼方見信。若我輩能虛懷咨商，不存意見，人未有不樂與共事者也。”
孫中山看到祖國革命形勢日漸高漲，深感再次舉事不宜遲。為了確保萬無一失，避免再蹈羊城失敗的覆轍，他在1910年5月30日，乘“蒙古”號輪船赴日本，同黃興等人籌劃廣州起義。
3年前，孫中山被日本政府下令驅逐出境。因此，這次赴日，他事先寫信給東京的同志，請他們向日本政府交涉，取消驅逐令。結果，日本政府表示︰“改名亦可通融。”
輪船到達橫濱的前一天，孫中山在船上用化名給日本友人池亨吉拍發電報︰“明日請偕宮崎同來橫濱‘蒙古’號船上一晤。”
6月10日，孫中山乘坐的輪船剛剛靠岸，正被日本警方搜捕的黃興就跳上船去，兩人久別重逢，興奮異常。不及寒暄，便討論起革命形勢。
4天後，孫中山同黃興、趙聲等人在日本橫濱孫中山的旅館里會面。討論設立秘密機關，統一各省革命團體，策劃武裝起義問題，對未來的若干大計取得了一致看法。
正被日本警方搜捕的黃興，要立即離開日本去緬甸。他快要離開時對孫中山說︰“哦！對了，錢！您有錢嗎？”
“是的，我有。”孫中山把滿滿一皮箱的錢指給黃興看，這是他在美國向華僑募集的全部資金。
黃興沒有過數，提起皮箱，準備告辭。忽然，他想起孫中山常常把錢用于革命，生活陷于貧困境地的情況，便說︰
“哦！對了！我還是給您留些，您身上大概沒有錢吧！”
孫中山微微笑著點了點頭。黃興打開皮箱，拿起幾迭，也不點數，交給孫中山，關上皮箱，提著走了。在場的人對于他們之間的友誼驚嘆不已。
日本政府不準孫中山在日停留，他便經香港去馬來亞。他在檳榔嶼致函南洋各地革命黨人︰“機局大有可為，不可不乘時圖大舉。”他努力募集10萬元作為經費，約黃興、胡漢民等來檳榔嶼，以商卷土重來之計劃。
1910年10月13日，在檳榔嶼，孫中山、黃興、胡漢民、趙聲、鄧澤如等人秘密聚會。
孫中山豪壯地表示︰“一敗何足餒。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後只慮吾人之無計劃、無勇氣耳！乘此良機，重謀大舉。財用一層，吾當力任設法。”
會議決定從同盟會會員中召集500人組織敢死隊，再次發動廣州起義，並策動清朝軍隊中同情革命的部隊響應。在起義之前，必須籌集一筆巨款，購買槍枝彈藥。決定以振興中國教育的名義，計劃在海外僑胞中籌款港幣13萬元。
趙聲被派往香港，作起義準備工作；黃興、胡漢民、鄧澤如分赴南洋各埠募款，還派人到海外購買武器。
英屬馬來亞當局得知孫中山在檳榔嶼活動，以“妨礙地方治安”為名，把他驅逐出境。他再度去美國和加拿大籌款。
在加拿大、馬來亞、荷屬東印度、越南、緬甸、美國等國籌款已達19萬港幣，超過了原定計劃。
1911年1月18日，黃興、趙聲等人在香港跑馬地35號建立了起義總機關“統籌部”。黃興被舉為部長，趙聲為副部長；胡漢民為秘書課課長，陳炯明為調度課課長。因胡漢民尚未到達香港，陳炯明代行秘書課課長，宋教仁為編制課課長。
陳炯明，字競存，又字贊三，1879年生于廣東省海豐縣白町鄉。他幼時是出名的頑童，對學業素不重視，喜歡與人取鬧打架。不幸門庭中衰，3歲時父親辭世，7歲時祖父去世。不幸的事接踵發生，使幼小的陳炯明的個性和心理都受到強烈刺激。他較早嘗到人間炎涼和艱辛，養成了發憤自立的思想。祖父去世後，他頓易初行，不僅讀書用功，與人交際亦溫文有禮，顯得少年老成。當他20歲時就一舉考中了秀才。他受革命黨人影響，于1900年同馬育航等集資，在田心鄉試辦小農場，並在那里“時與有志之士互相研究兵學，以備用”。1904年海豐師範學堂創辦伊始，陳炯明即考入該校，畢業後于1906年考入廣東法政學堂。
陳炯明在法政學堂同在那里任教的朱執信、古應芬結成較深厚的師生情誼。陳炯明比朱執信大6歲，比古應芬小6歲，他們比較相契。朱執信稱陳炯明“品學兼優，熱心國事”，形容他“雙目炯炯有光，熱情好客，與人輒能一見如故，坦誠相談”。陳炯明與同學鄒魯交往甚密。
陳炯明頗有反抗精神，1907年4月，他了解到惠州府知府陳召棠因握有就地正法之權，每遇盜警，即派兵圍捕鄉村，不問是非輕重，被捕者即盡殺之，甚至未滿年歲之童子，亦不能免。他對此極為憤慨，乃毅然為首，聯合惠州一批學子名流，向廣東當局據實控告，函電交馳，頗有一番聲勢，終于迫使廣東當局撤掉了陳召棠的職務。
陳炯明又和同學、同鄉馬育航、鐘景棠等30余人宣誓締盟，倡辦海豐地方自治會、戒煙局，整理育嬰堂及縣倉。他通過這些活動，擴大了個人影響，為他躋身政壇創造了條件。
1908年7月，陳炯明從法政學堂畢業，便登上了政壇。次年2月，廣東成立咨議局籌辦處，著手進行咨議員選舉，陳當選為議員，又成了廣東咨議局議員研究會成員，他在咨議局的活動頗為活躍。1909年11月，陳炯明、邱逢甲作為廣東咨議局代表，到上海參加咨議局代表聯合會議，決意加入同盟會。
陳炯明從上海回到廣東，便積極投入策劃武裝起義的工作。他在香港設立了“樂群書報社”，作為策反的聯絡機關。1910年2月廣州起義失敗後，清巡警查出陳炯明、鄒魯與起義有聯系，因而把陳炯明、鄒魯等列入黑名單。陳、鄒等成了清政府的緝拿對象，只好匿居香港。後來邱逢甲以社會名流身份出面作保，清朝廣東地方政府才表示不予深究，陳炯明等聞訊，返回廣州。
陳炯明、鄒魯回廣州後積極參加咨議局禁賭案活動。賭商以5萬元銀票向陳炯明行賄，企圖誘使陳收回禁賭議案。但陳炯明不為所動，拒絕了賭商的賄賂。他和鄒魯、邱逢甲等人同傾向于反對禁賭的議員進行了堅決斗爭，並將那些議員的名單送付報館發表，一時社會輿論沸騰，全省震動。那些議員個個聲名狼藉，只好灰溜溜地提出辭呈，粵督袁樹勛也因此失去了官職。
陳炯明拒收賄金力砭時弊，私生活也極為嚴謹。他在禁賭案事件中，顯示出較強的政治手腕。這樣，他成功地在公眾心目中樹立了“廉潔、正直、精干”的形象，從此名聲大噪。
黃興委托陳炯明、鄒魯創辦《可報》，目的是進行起義的宣傳鼓動工作。陳、鄒為了遮人耳目，以咨議局機關報的名義于1911年3月20日創辦了《可報》，以軍隊為主要宣傳對象，每逢報紙出版，就派人盡快送到兵營，名義上對軍人半價，實際上是免費贈送。《可報》在軍隊中流傳較廣，從而促進了軍隊中革命思想的傳播。陳炯明還召集了100多人的敢死隊隊員，並在軍隊中進行了策反工作。
原來計劃廣州起義成功後，便兵分兩路向湖南、江西進發，同時組織長江流域各省舉兵響應，然後會師北伐，直搗清王朝的首都北京。
譚人鳳等人被派往長江流域聯絡各省的革命團體，組織當地的起義。譚人鳳多年在兩湖地區開展革命活動，熟悉那里的情況。他提醒黃興︰“南京舉義的事，謀劃很久了。湖南、湖北居中原中樞，如果奪得，可以震動全國，控制清廷；假若得不到兩湖，廣東雖為我有，仍不能有大作為，希望你們加以注意，以收到響應的效果。”
在檳榔嶼會議上曾決定組織500人的敢死隊，但這個數目不敷應用，其後擴大到800人，分為10路，每路50至100人不等。這800人敢死隊，作為“選鋒”，以沖鋒陷陣。從廣東、福建、廣西、江甦、浙江、湖南、四川、雲南各省及南洋各地召集的“選鋒”隊員，到香港集中，這些隊員大半都是同盟會的中堅分子。
為了能在廣州城內立足，事先在城內以商店和住戶的名義，設立了40多個秘密機關。各個機關之間不發生關系，如果一個機關被敵人破獲，就不會牽連別的機關。
從國外購進的軍火，首先運到香港，然後通過不同路線偷運到廣州。在廣州和香港都開設了出賣假發的商店和染料店，子彈則密藏在假發內或裝染料的錫罐里，從香港運往廣州。槍械也夾雜在里面運到廣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