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第八章 辛亥枪声

类别:集部 作者:刘凤舞 书名:民国春秋

    刘复基、邓玉麟、杨玉如等人商定,共进会和文学社领袖们在刘公寓所召开联席会议,推刘公主持会议。

    刘公俟诸位落座,即道:“诸位,我们共进会和文学社今天商讨联合大事,有何高见,请发言。”

    孙武起身道:“在我们文学社、共进会共同努力下,武昌革命时机已到,实在应该动手了,但只有文学社与共进会联成一体,才能取胜。”

    刘复基道:“现在革命形势已到紧要关头,为了精诚合作,应暂时放弃文学社、共进会团体名称,大家皆以革命党人身份参加革命。”

    刘公亦起身道:“本人以为,不光团体名称放弃,就是从前所推职务亦应作废。比如我自量就不能胜任那大都督,指挥起义军,恳请大家另推贤能。”

    蒋翊武、王宪章亦表示辞去文学社社长、副社长职务,以示取消两团体,共作一个大组织,听命于联席会的决定。

    杨玉如等提出,两团体领袖都取消头衔,必得推一主帅,不然,那就群龙无首,成为乌合之众了。众人甚觉有理,便在刘公和蒋翊武之间推选主帅,二人固辞。遂决定派人去上海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人来武汉主持。即决定居正、杨玉如二人赴上海邀请主帅。孙武建议他们带上1000银元购买手枪和子弹,以便起义时供干部们使用。

    居正、杨玉如赴上海,向宋教仁、谭人凤报告联席会议决议,得到他们赞成,即电告黄兴,邀他由香港返上海赴武汉共谋大事。

    湖北新军果有调动,那蒋翊武随军开往岳州。一部分革命力量随军调走,使革命党人力量削弱。但同时也导致湖北腹心地区——武汉反动统治的空虚,给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革命造成了有利时机。

    9月24日,刘复基、刘公、孙武等人召集共进会、文学社要人举行联席会议,60余人到会,蒋翊武赴岳州未归,孙武主持会议。刘复基向大家介绍两团体合并情形。清朝政府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激起民变,急应乘机起义。

    大家积极赞成起义,遂确定中秋节(10月6日)起义。并通知焦达峰,希望他在湖南同时发难。

    大家根据刘复基草拟方案,及事先商定的协议,作出革命领导机关军政府人员名单的决议:总理刘公;军事总指挥蒋翊武;总参谋长孙武;参议部长蔡济民,副长高尚志;内务部长杨时杰,副长杨玉如;外交部长宋教仁,副长居正;理财部长李作栋,副长张振武;调查部长邓玉麟,副长彭楚藩,等等。

    刘复基代表蒋翊武宣布起义作战方案,及发动与攻击步骤、各部队所担负的任务等等。离起义的日期还有12天,要求抓紧时间准备,众人欣然应命而去。

    湖北常备军有一镇一混成协,那一镇是以张彪为统制官的第八镇,那一混成协是以黎元洪为统领的第21混成协。黎元洪还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且管理兵工、钢药两厂。张彪兼任湖北讲武堂总办,黎元洪兼任讲武堂会办。

    张彪位居湖北军官之首,他自幼酷爱武术,18岁中武举人,后中武进士。张彪系旧派将领,没有进过近代化的军事学堂,是凭着多年跟随封疆大臣张之洞,受到宠信而身居高位的。

    黎元洪字宋卿,1864年生于湖北黄陂。20岁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他读书用功,遇事勤勉,擅长轮机驾驶技术,且善骑术。待人朴厚,有长者之风,学友视为兄长。毕业后被分派到北洋舰队主力舰上,参加甲午海战,他所在的铁甲舰被日本海军击中,他在海上漂泊3个多小时,被人救上岸来,逃到天津,因战败船毁被惩,监禁数月。获释后到上海谋生。闻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招募海军人才,毅然去南京投奔张之洞。张之洞询问他关于海军建树和营建防御工程意见。黎倾其所学,思虑周密地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张大为赞赏,扭头对其身边的官员说:“黎先生是我长期以来才遇到的一位非常可靠的干才。”张又见他厚重寡言,宽裕能容,便亲手书写“智勇深沉”4字赠之;并委任他监修金陵狮子山、幕府山、清凉山、乌龙山诸炮台工程。

    黎元洪通过修建炮台,给张之洞留下印象:刚毅、强忍、有不挠之气概,且又忠实笃厚,是难得的可贵人才。黎受到重用。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又把他调来湖北,希望他在湖北新军建设方面作出贡献,于是连续3次派他赴日考察军事。

    黎元洪逐渐成为湖北新军中令人瞩目的军事人才。从1896年至1906年的10年间,黎元洪以营帮带而升至协统,并曾兼护镇统制,军阶由都司升至副将。

    1907年9月,张之洞奉调入京,补授军机大臣,以东三省将军赵尔巽补授湖广总督。赵尔巽素知张彪从前进身之历史,颇看不上眼,便欲以黎元洪取代张彪位置,黎闻讯力辞,并对赵尔巽说:“公强逼我,我将并此末秩而弃之。”赵尔巽见他语气恳挚,不忍相强,只得作罢。

    黎元洪在湖北新军军官中,素以“知兵”、“爱兵”著称,他律己严,对士兵则较为宽容。他为人不慌不快,老谋深算。黎元洪不但在广大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群众中赢得一定威望,而且在军队以外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获得人望。连革命党人也觉得同他易于合作。居正曾说:“元洪廉谨宽厚,得士卒心,又敬礼士,众望归之。”

    但是,黎元洪毕竟是清廷湖北新军副将,他曾多次奉命镇压革命党人的起义。1906年底,他率步队6营、炮队3营去湖南屠杀萍浏醴起义者;1909年又带兵去淝阳芦林湖,残酷屠杀饥民;1910年黎奉命率“六楚”、“四湖”舰艇,去长沙镇压参与“抢米”风潮的灾民。

    湖北一些新军将领,往往对查讯潜伏新军内的革命党并不那么认真。他们要考虑自己的前途,一旦查出部下有革命党,他们自己也会因防范不力而影响官运。再者,新军中革命党很多,同情革命的更多,如果采取过激手段,会激起众怒,酿成巨变,后果不堪设想。黎元洪除了这些顾虑之外,还因为他平素喜爱文化人,有些文化人在他们的革命党身份暴露以前,已经同他有了交谊,所以处置更为温和一些。

    1903年,刘静庵投入湖北护军马队1营当兵,得该营管带黎元洪爱重。次年,黎升护军前锋4营督带,刘随至先锋营,并升为护弁,帮理文件。刘参加科学补习所,并积极筹划响应黄兴预谋的长沙起义,恰值黄兴自长沙来信联络,不幸误入文案刘稚亭手中。刘稚亭大骇,立即报与黎元洪。黎闻后,嘱刘静庵以有病为名辞去军营职务,并将黄兴来函销毁,此乃刘万幸也。刘静庵离营后,又积极组织日知会,谋响应萍浏醴起义,被清廷侦破,被捕入狱,坚贞不屈,死于狱中。

    1910年,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人数愈益增多,清廷对革命党的防范愈益加紧。黎元洪对自己部下中的革命党人采取两条原则:对下,坚决清除“隐患”;对上,瞒天过海,敷衍了事。

    振武学社的两位主要领导人杨王鹏和李抱良,都是黎元洪所辖41标的士兵。由于振武学社发展很快,事为黎元洪侦知,遂传唤1营左队队官潘康时(亦为振武学社社员)斥责道:“汝队有人组织会党,胡若罔闻?”

    潘康时道:“程度稍优之士兵,常集合研究学术,实无会党情形。”

    黎怒斥道:“革命党作法,现尽如此,汝不严禁,反从而庇护之耶?”于是下令将潘撤职,委派亲信施化龙为队官。

    施上任后,对杨王鹏外松内紧,示谦和,阴结行间最服从者,充彼密探。不到3个月,搜集许多关于革命党人活动情况的材料,密报黎元洪。黎对施化龙说:“此事万不可声张,恐大帅闻之,更难办理。”于是将振武学社的杨王鹏、李抱良等4人开除。对于潘康时,黎令潘的上峰,即管带戴寿山写一份假报告,诬潘吸食鸦片,呈请撤差了案。把这一政治事件掩盖了过去,保全了潘康时、杨王鹏等人的性命。

    黎元洪之所以没有滥杀潜伏在自己部队中的革命党人,还有另一个原因,是他清楚地看到,清朝已是风雨飘摇的破船,他不得不窥测方向,给自己留条后路。这在客观上却缓和了他同革命党人的矛盾。

    1911年10月初,清廷湖北当局和革命党人都进入临战状态。这段日子里,黎元洪忧心忡忡,他不赞成瑞澄、张彪的高压政策,唯恐会激起众怒,惹出大祸。但他因长期受张彪排挤,且到任未久的湖广总督瑞澄对他也极不信任,所以处世惟谨,对防务大计,更不敢多言,只是在一些具体的防务措施上,提出一些较为缓和的意见。

    10月2日,瑞澄召张彪、黎元洪、铁忠秘议,策划武汉防卫。次日又召集文武官员举行紧急防务会议,武官管带以上,文官司、道以上参加会议。会场气氛十分紧张,瑞澄说他已得到秘报,革命党定于中秋节举事,他问在座文武官员,应该如何部署防务,加强防范?

    有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道:“武昌城里顶要紧的地方是楚望台,因为那里是湖北总军火库。一旦有失,大局将不可收拾。”

    张彪问是哪部分队伍在守楚望台,有人告之是工程第8营。工程8营代理管带阮荣发,便从袖口中掏出一份工程8营的革命党人名册来,报告营内革命党人最多。

    张彪大怒,打了阮荣发一个大嘴巴,责其治军不严,并夺过名册,立即撕毁。阮荣发没有想到,不但在工程营有革命党人,其他各部,甚至与会者中间可能也有革命党人,他当众揭发,反而会打草惊蛇。张彪毕竟老奸巨猾,当众撕毁名册,可暂时稳住革命党人。

    军事参议官铁忠提议以第30标1营旗籍兵士替换工程第8营兵士守楚望台军械库,免生意外。

    黎元洪表示反对:“我楚人素多谣,吾人今宜处以镇静。谈革命者,不自今始,余亦不能保其必无,如革命党果多,则鄂事难料,少数旗兵,何济于事?满、汉界严,始有革命,今以旗人换守军,民多误会,反为革命所乘,藉以煽惑。据余管见,工程营兵多武黄子弟,多有父母妻孥在近,而前营长李克果,感情颇洽,不若仍以工兵专守,添派李前营长监之。”

    张彪也不以铁忠的话为然,因为工程8营隶属他第8镇之下。又不欲受人指摘,于是遂从黎议。

    又经会议讨论,决议派李克果、参议厅工兵课长及课员成炳荣、马祖荃、张策平、刘绳武诸人,常驻军械库,协同阮荣发带领工程8营守楚望台。

    瑞澄在会上张牙舞爪地宣布了防务措施,诸如各城门加派警士,早7时开,晚6时闭,夜间行人无通行证者,不许通过;旅社、客栈一律细密检查;命令各标、营、队官长,设法劝导士兵,如受革命党欺骗,倘若觉悟,不咎既往;密令检举革命党人,确认形迹可疑者,即格杀勿论。他规定实行弹械分离,收缴士兵子弹。

    瑞澄把武汉城播弄得阴霾满天,用加强警卫来掩饰内心的恐慌。他的督辕大量增加守卫之兵。还特别饬令第21混成协所属第41标1营士兵逡巡宾阳门外一带,黎元洪亲率本协步兵逡巡武胜门及塘角沿江一带。但瑞澄还不放心,又在长江中的兵舰上设置行辕,夜间宿于其中,以备有事逃跑便利。

    张彪、黎元洪也加倍小心,为收买士心,对守卫各军每日均有赏赉,中秋节每人赏钱2000。按军营旧例,中秋节应放假停操,兵士可请假回家过团圆节。此时风声吃紧,特规定停止中秋请假。处事谨慎的黎元洪特传令混成协各标、营、队于中秋节的前一天一律置备酒肴,庆祝中秋。中秋节那日照常上操,禁止请假,以防趁人众闲散之际,酿成巨变。

    到了中秋节这日,武汉三镇居然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气氛中,平安无事地度过,这使清朝湖北官吏大出意外。

    其实,这并非湖北官吏震慑住了革命党人,而是武汉革命党人因南湖炮队事件的惊扰,以及派赴上海请黄兴等主持大计的代表未归,而将原订中秋节起义的日期往后拖延。

    武昌革命党起义的时间订在中秋节,士兵们都很受鼓舞,便有人沉不住气,露出马脚。那炮队中有几名士兵退伍,却是共进会同志,炮标共进会代表孟发臣便备了酒菜,饮酒猜拳,为之送行。那值日的刘排长便过来干涉:“不许喧哗!”饮酒的人已有酒态,又是人多势众,便骂道:“婊子养的,找老子麻烦,到时候要你好看!”

    刘排长听出话中有话,便去报告管带。管带即传孟发臣等,喝令跪下,重责军棍。

    营中共进会员甚众,发一声喊,便暴动起来,将营部砸烂,抢了军刀。管带人等惶惶而逃。孟发臣等遂高叫反了反了!去军械房拖出两尊大炮,再去弹药库搬炮弹。库门上锁,又撞库门。

    炮队标统忙报告第8镇统制,张彪令马队就近弹压。

    炮队闹事者20余人当即逃跑,马队士兵亦多是党人,磨磨蹭蹭装作追赶不上,听任逃去。

    孟发臣仓皇进城找孙武报告,请求即时发难。孙武遂邀请刘复基商量,复基沉吟良久,道:“各军倘无充足准备,似难成事,可由发臣回南湖营盘察看,如果大家已经大举,即通知各军响应,如仅是少数人暴露,赶快避去,不坏大局。”

    孙武表示同意。所幸闹事人等已经逃跑,炮队营队官亦怕因此得咎,以“酗酒闹事”开革数人,敷衍上峰。

    孙武因为局势紧张,同刘公夫妇等都搬到俄租界去住。

    革命党总部加紧起义准备工作。孙武留学日本时学会制作炸弹,他便同邓玉麟等日夜赶制炸弹;刘公与李作栋等在印好的中华银行钞票上盖章,拟定起义后各机关接收事宜,预拟军政府文告与致驻武汉各国领事照会,绘制起义旗帜:18星军旗,代表18行省。

    10月9日这一天,孙武制造炸弹,所用硫磺将尽,即着邓玉麟上街去买,恰这时,刘公之弟刘同,叼着纸烟走进来。刘同并非党人,但由于是刘公之弟,也经常参预一些活动,对革命党务机关都很熟悉,也经常来看孙武做炸弹,很有兴味。这刘同大大咧咧,那嘴上的香烟火星迸落在炸药盘中,霎时闪烁蓝光,轰隆一声爆炸,地动山摇,孙武顿时炸得一身焦黑。刘同吓得飞逃,楼下李作栋闻声上楼,见孙武兀自站立,忙用长衫裹了头脸,即送日租界医院抢救。

    俄巡捕听到爆炸声,即吹警笛飞奔而来。机关中人各自逃去,巡捕登堂入室,不见人影,炸弹数十赫然在目,忙室内搜索,把革命党人名册、文告、18星旗帜、袖章、印信等全部查获。因名册中的刘公一家,新近搬来附近,遂去搜捕,将神色慌张的刘同等一并逮去。

    邓玉麟外出归来,见巡捕已将巷口守住,便混在人群中探听到切实消息,即过江往小朝街总指挥部报告,却在途中遇到逃出人等,确知孙武被炸送往日租界医院。

    小朝街总指挥部里,刚刚从岳州回来的蒋翊武同刘复基等人正说着话,邓玉麟进来便把汉口机关失事情况一五一十地倾诉出来,众人惊得目瞪口呆。

    彭楚藩却又急匆匆赶来,说那刘公家被捕人等,已被引渡中国官厅,转押总督衙门了,都说那刘同年少无知,一经大刑必然招供,且文件名册已经被搜去,这便如何是好?

    刘复基道:“只有立即发动今夜起事,不能等死。”

    蒋翊武踌躇半晌,跳将起来:“就是这样!”便起草起义命令:“南湖炮兵今夜12时放炮为号,城内外闻炮一齐动手。”

    杨宏胜正好进门,拿出藏在竹篮里的子弹,却是邓玉麟让他从军械所朋友处买来的。邓玉麟便把提前起义因由告诉他,叫他一道去工程营传送命令并交子弹。这命令便分头送住各营。

    刘同等已在督署关押,瑞澄即命督练公所总办铁忠审讯。刘同被带上堂来,看到堂上刑具侍候,早是腿肚打抖,一经刑讯,果然经不住,就把武昌小朝街等处机关一一供出。铁忠忙报瑞澄,瑞澄且惊且喜,即令关闭武昌城门,着警察满兵等搜捕革命党,并下令截断武昌和汉口、汉阳间的交通。

    邓玉麟刚把城内命令送大营盘,再出门去南湖炮队,各处城门已关,且有兵搜身盘问。无法,只得把炸弹子弹等物抛在水沟中,待混出城去,到达南湖,已近半夜,翻墙入营,唤醒同志,口头传达起义命令,炮队同志道:“毫无准备,今晚举事已不可能,况且没有步兵掩护,夜间炮兵很难行动。”

    邓玉麟无奈,只得权且住下。

    杨宏胜给工程营送去了起义命令,往而复返。他携了炸弹,又来工程营给熊秉坤送炸弹。方才去传达起义命令时,工程营需要炸弹。到营门处,却有人突然窜出阻拦,杨宏胜只得逃去。原来这杨宏胜却是开了个杂货店做为革命机关,此时亦已被刘同供出,杨宏胜方归,即有军警闯入,杨宏胜被促。

    彭楚藩探得消息,即去小朝街向刘复基、蒋翊武报告。众人却也无奈,便在灯下等候那南湖炮响。

    张彪亲率巡防兵、督院卫兵数十名,至小朝街围捕党人。

    蒋翊武等人忽听院外门响,却是木棍捣门声,知道不妙。

    蒋翊武摸出一颗炸弹,道:“大家不要慌。”

    刘复基摸出两颗炸弹,抢前一步:“我来对付,你们快走!”

    哗啦一声,大门被砸开,刘复基大叫:“你们等死吗?赶快掀瓦上房!”他边说边向楼下冲去。

    敌人已闯进院内,刘复基扔出炸弹,却未爆炸,再扔出第二颗,也没爆炸。楼上又抛一颗,却也未炸。原来没有装上导火管,敌军再无畏惧,一轰而上,将刘复基捉住。

    楼上3人便只有破房而出。跳下巷去,便有警察冲上,彭楚藩忙道:“我们是捉人来的,我是宪兵。”

    那巡防兵细瞧,果是宪兵,便要放行,不料有个瑞澄的亲兵在场监视,却将彭楚藩、牟鸿勋捆起,再捆蒋翊武,蒋叫起屈来:“我是看热闹的,捆我干么事?”

    那些兵弁见蒋翊武长辫乡巴佬模样,不像革命党人,略一犹疑,已被蒋翊武挤进围观人群逃跑。这里彭、刘、牟三人即被押赴总督衙门。被捕者还有杨宏胜等30多人。

    当夜,瑞澄命令组织军事法庭会审,以参议官、督练公所总办铁忠为主审,武昌知府双寿和督署文案陈树屏为陪审,瑞澄亲临指挥。

    铁忠等便升堂,令先提彭楚藩。铁忠问道:“你可是彭楚藩?”

    “老子便是!”

    铁忠却又犹豫,想那宪兵营管带果青阿是自家亲戚,如宪兵营出现革命党,于果青阿很是不利,便道:“你不是宪兵吗?为何将你捉来?”

    彭楚藩直认不讳:“我正是革命党!”

    “你是宪兵,为何盲从革命党?”

    “拿纸笔来!我写给你看!”

    铁忠便命衙役端上笔墨纸张。彭楚藩就灯疾书,写毕,由衙役呈上铁忠,三审官传阅供词:

    余乃大汉黄帝子孙,立志复仇,誓与清廷不共戴天。

    予非革命党,谁为革命党?……鞑虏入关,残暴已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各省驻防,残民以逞,使我炎黄袋裔,皮骨仅存。最近亲贵用事,卖官鬻爵,失地丧权,犹腼颜曰:‘宁赠友邦,弗与家奴’。我炎黄子孙不忍见我民族沦亡,特伸革命救国之大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非尔等若冥顽不灵,亦当从速反正,共享民主共和之幸福。予当在革命军前为尔等请命,否则,噬脐无及,惟尔等图之。

    三审官相顾失色,铁忠拍案狂吼:“你竟敢诽谤朝廷,罪该万死!”

    彭楚藩亦高叫道:“革命党岂会怕死!”

    铁忠提笔写了旗标:“谋反叛逆一名彭楚藩,枭首示众!”

    刀斧手即押彭楚藩赴刑场,彭楚藩边走边呼:“轩辕黄帝万岁!国民革命万岁!”

    铁忠便审刘复基、杨宏胜等人,那刘、杨亦宁死不屈,大义凛然,怒斥敌人,召唤同胞起来革命,慷慨就义。

    陪审官陈树屏因见被捕者和搜获到的党人名册上,尽是现役军人,大为震惊,深怕因此酿成巨变,主张从宽处理,只办刘、彭、杨三人,并当众烧毁名册,不予追究。遭到铁忠反对,瑞澄更坚执不允,要根据党人名册,按图索骥,把武汉革命党人一网打尽。

    次日晨,瑞澄召张彪、黎元洪,命令立即按名册继续大搜捕,不使一人漏网。黎元洪也见名册上革命党人数过多,恐酿巨变,请求瑞澄,别图处理,庶可消祸于无形。瑞澄怀疑黎元洪有贰,严词申斥,黎不敢辩,喏喏而退,未至协本部,经返私第。盖明知兹事,穷极追究,必有意外之虞也。

    瑞澄即派张彪率警宪到各革命机关、兵营、旅栈、学社和交通要道搜捕党人。

    这天上午,又有30标排长张廷辅等一批革命党人被捕,于是军心动摇。

    正午,瑞澄又召集军管、巡防、水师及各机关长官参加军事会议,谓革命党谋反叛逆,反对我朝,非搜杀尽净,不无后患。特责成部署严为防备,尽力搜捕,以绝其根株为要。

    铁忠又命派人分途向各营传谕,令各营长官认真搜捕,不得阳奉阴违,违者必究。

    于是继续大搜捕,紧闭城门,断绝交通,各营士兵不许出营房一步,官长领弹携枪守在各排出口,武装巡查各棚,甚至士兵大小便均令以痰盂盛之,不许外出,气氛极为恐怖。

    革命机关被破获,大批革命党人被捕,瑞澄欣喜若狂,当天即向清廷发电告捷,并为其部下报功:“张彪、铁忠、王履康、齐耀珊各员,以及员弁警兵,无不忠诚奋发,迅赴事机,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

    工程8营正目、革命党人营总代表熊秉坤,昨日接到邓玉麟、杨宏胜送来命令与子弹。熊即密传同志,闻炮起事,因子弹大少,只能择最勇敢同志每人两粒,自留三粒备用。入夜,军营忽然紧急戒严,不许士兵出棚,一个巡逻的护兵朋友密报熊秉坤,那杂货店老板杨宏胜被捕。次日清晨,又听说刘、彭、杨三人已成烈士。忙派可靠同志设法出营探听,获悉五处革命机关均已破坏,巡防营已在工程营左右成包围之势,铁忠着工程营代埋管带阮荣发,按名册捕杀工程营党人380余名。

    熊秉坤暗自琢磨:到这个地步,再不死里求生,就太窝囊,手中有枪,何不果断行动?遂将工程营内可靠同志召集起来,道:“奉起义机关命令,由我们工程营首先发难,我们营正是防守军械所,各营响应后都要来领取子弹。”

    众人默不作声,秉坤看出大伙有点胆怯,高声道:“我们是不得不发,大家听说昨天捕杀革命党没有?我们的名册全被搜去,正按名捕杀,不反亦死,反亦死,为什么不死得轰轰烈烈?”

    便有那前队代表徐少斌道:“熊哥说得对,大家拚命向前,革命未必就不成,如果坐以待毙,就不是我们革命党所为了。”

    众人便跃跃欲试,便定当晚行动。只是为子弹发愁。原来昨晚发的子弹,各人害怕搜查,便都抛弃了。

    这天中午,却是大雨不停。熊秉坤弄到出入营盘的腰牌,到15协30标、29标的党人接洽起事,回到班里,恰有一位党人士兵问他:“熊代表是否要子弹,我哥哥从外地当兵退役,带回几盒子弹,可以取来一用。”又有一位党人士兵从排长处偷来两盒子弹,熊秉坤大喜。

    时至晚7时,又逢熊秉坤所在棚值班守卫,即给各同志发下子弹两粒,沿本营四队巡视营房,见同志都已欲动。忽听二排那边鼓噪,急忙端枪往巡,却是二排长在查问革命同志金兆龙:“为何擦枪?”夺过枪去,又见枪中有子弹,喝问道:“你要造反吗?”

    金兆龙大叫:“老子就是要造反!”遂扭打起来。金兆龙道:“还不动手更待何时?”便有一同志用枪柄猛击那排长,那反动军官便要逃去,却值熊秉坤赶到,对着那排长,便是一枪。

    这便是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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