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第三十八章 血荐轩辕

类别:集部 作者:刘凤舞 书名:民国春秋

    广州革命政府以蒋介石为潮汕督办,张民达为梅属绥靖督办,罗翼群为东江剿匪督办,叶剑英任梅县县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周恩来为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他的任务是稳定地方秩序,防止逃窜闽赣边境的陈炯明残部的侵扰。

    当东江战事甫告结束,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又在广州发动了叛乱。

    在东征期间,右路军攻破林虎巢穴兴宁时,蒋先云等从林虎总部搜获的电报中,发现了杨希闵、刘震寰通敌谋叛的阴谋。在国民党“一大”上,杨希闵虽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刘震寰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但他们占驻广州以后,和陈炯明占驻广州一样,赌场、鸦片烟馆、娼寮星罗棋布,军人横行,盗匪充斥,杀人越货时有所闻,滇桂军阀盘踞3年搜刮民财,无恶不作,连以上的军官都是腰缠万贯,姬亲成群。杨、刘不听孙中山的号令,霸占税收机关。财政部长廖仲恺为黄埔军校筹款,还要常常夜间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的烟床旁,请杨签字。

    刘震寰、杨希闵还勾结云南军阀唐继尧和皖系军阀段祺瑞,图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杨希闵、刘震寰常常潜赴香港,同唐继尧、段祺瑞、陈炯明、林虎、邓本殷的代表,以及陈廉伯密谈,并取得港英政府的军火支援。

    杨希闵的部队于4月26日包围和占领了广州石井兵工厂,滇桂军开始移防,广州顿呈紧张气氛。

    广州政府接受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讨伐叛军的建议,于5月13日在汕头举行会议,廖仲恺、汪精卫、许崇清、蒋介石、朱培德、谭延闿及苏联顾问加伦参加了会议。会上研究了加伦提出的讨伐杨刘的计划,推举蒋介石为讨逆军总指挥,克日率粤军、党军回师平叛。蒋介石此时表面上拥护联俄联共政策,大力赞同共产主义,主张学习苏联,人称他“好话为先生说尽”。

    6月4日,叛军公然占领广东省长公署、财政厅、市公安局及电报局、电话局等机关,杨希自称滇桂联军总司令,发表通电,诬指广州革命政府勾结俄人,实行共产,声称“希闵等断不容彼辈播共产流毒于社会,我军因此喋血疆场,亦所不恤”。

    次日,广州革命政府下令免去杨希闵的建国滇军总司令、刘震寰的建国桂军总司令本兼各职,听候查办。接着胡汉民以代行大元帅职权名义发表通电,揭露杨刘通敌,勾结唐、段,密谋颠覆革命政府,发动叛乱的罪状。国民党中央总部发表告滇桂军士兵书,号召滇桂军士兵反对叛乱的官长,服从革命政府领导。谭延、许崇清、朱培德、程潜等将领也联衔通电,声讨杨刘叛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滇桂军中进行了分化瓦解的政治宣传工作。

    6月6日起,东征军开始了平叛的军事行动,滇桂军平时胡作非为,恣意掠取,居民早已恨之入骨,多有持铁棒、菜刀、扁担等为武器配合东征军杀伤敌人。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铁路工人断绝滇桂军的交通,各地农民协会踊跃参战,叛军四面楚歌。革命军经过几天战斗,平定了叛敌,全歼滇桂军2万余人。杨希闵、刘震寰逃匿沙面租界,托庇于英帝国主义。

    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改组大元帅府为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建国军改为国民革命军案。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以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谭延、徐谦、许崇清、伍朝枢、于右任、张静江、张继、程潜、朱培德、林森、戴季陶、孙科、古应芬等16人为委员,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清、林森等5人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为主席。下设5个部,以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许崇清为军事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孙科为交通部长;以李文范为国民政府秘书长。聘请鲍罗廷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

    国民政府任命了广东省政府的工作人员:古应芬为民政厅长,廖仲恺为财政厅长,许崇清为军事厅长,许崇清为教育厅长,孙科为建设厅长,宋子文为商务厅长,陈公博为农工厅长。以许崇清为省政府主席。

    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以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清、蒋介石为委员,汪精卫为主席。

    8月26日,军事委员会决议编组国民革命军,取消原有地方军的名称。将党军改为国民革命第一军,蒋介石为军长,建国湘军改为第二军,谭延闿为军长;建国滇军改为第三军,朱培德为军长;建国粤军改为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福字军改为第五军,李福林为军长;程潜援鄂军和吴铁城部合编为第六军,程潜为军长。各军先后建立了各级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各级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数由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担任。

    国民政府又先后成立了惩吏院和监察院。惩吏院以徐谦、邓泽如、林翔、邹鲁、林云陔为委员;监察院以林伯渠、黄昌谷、陈秋霖、甘乃光为委员。

    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早就因廖仲恺竭力奉行与捍卫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而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国民政府成立后,廖仲恺统一财政、军政,更招来军阀政客之痛恨,尤其是占有防地税收的军阀魏邦平、梁鸿楷等,失意右派政客朱卓文、胡毅生、林直勉等,特别忌恨廖仲恺。

    朱卓文担任中山县县长时,因办事不力,受到廖省长的批评与处分;胡毅生在胡汉民支持下,在参加广州市长竞选时舞弊,又被廖仲恺奉命查办。朱、胡失意之余,转靠包揽捐务、沙田等自肥,牟取暴利供平日挥霍,廖仲恺又取消了他们的特权,不徇私情,废私包改为公投,朱、胡大为恼怒,欲置廖于死地而后快。

    胡汉民在国民政府成立后,他的寓所成为右派集会策划对付廖仲恺的秘密据点之一。吴铁城、林直勉、胡毅生、邹鲁、邓泽如等十几人,常在胡宅开会攻击、诬蔑廖仲恺,叫嚷要让廖倒台,谋驱逐仲恺之办法。胡汉民对黄季陆授计说:

    “在第一届中央委员里,我们还是多数。你赶快到上海去见季陶、右任等人,叫他们赶快到广州来,我们召开一次一届四中全会,再商量出一个办法。”

    胡汉民一连写了十几封信要黄季陆带往上海、北京等地右派中央委员。胡汉民的这一阴谋被廖仲恺发觉而破产。

    胡毅生、朱卓文、魏邦平、林直勉等人,组织了文华堂俱乐部,到处劝反对共产党的人参加。又办了《国民新闻》日报,公开攻击廖仲恺“年将50,兼职10余,……对于政府、党务用个人包办”等等。

    右派政客及军阀认为要推翻三大政策,首先要将亲共的廖仲恺除掉。被他们列入黑名单的还有共产党员谭平山,以及当时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蒋介石等。他们故意将暗杀计划张扬出去,企图恐吓廖仲恺洗手不干。何香凝听到风声,劝丈夫说:

    “既然有人谋算行刺,你也该多加两个卫兵防备一下才是。”

    廖不以为然地回答道:“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挡住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各团体去开会或演说,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要想谋刺我,很可以装扮着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间下手的。我生平为人做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国家和民众的地方,他们如果安心想来暗杀,预防那也是没有用的。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

    廖仲恺甚至对朋友开玩笑说:“听说他们暗杀用的家伙,不是用手枪,是用盒子枪、手提式机关枪。我倒要尝尝它的滋味呢!”

    有人向廖仲恺通报敌人要暗杀他的消息,他说:“余无负于国,无负于党,个人更不营私,不牟利,要暗杀便暗杀,余复何恤!”

    他向汪精卫表示:“我们是预备随时死的,那有什么关系!”

    右派加紧了谋杀活动。朱卓文收买了一群亡命之徒,密勘东山百子路鲍罗廷公馆地形,计划趁廖仲恺、汪精卫、加伦等在鲍罗廷家开会时,密遣死士以炸弹机枪袭击之,而使众人同归于尽,后事为广州卫戍司令吴铁城获悉,他要朱卓文顾全大局,切勿使他为难,但并不追究责任。

    此计不成,朱卓文等便决定伺机刺杀防卫不严的廖仲恺。

    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35分,廖仲恺、何香凝乘上103自备汽车,赶赴惠州会馆中央党部参加例会,路上遇见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陈秋霖,廖叫他上车一同前往。一路跟踪廖仲恺的刺客有40余人,他们布置在整条街上,躲在巷子里。在惠州会馆门内,也有数人在窥望,等待廖仲恺、何香凝的到来。

    廖仲恺的汽车在惠州会馆门前停下,他们下车后,何香凝被妇女部的一女同志叫住,廖仲恺同陈秋霖即向会场走去,廖的4名卫士首先登台阶入内。廖仲恺刚举步上头门石阶,突然有凶手5人,2人预伏两旁,3人在廖之后用左轮手枪,向廖袭击。廖先受两枪即倒地,尚以手撑石级,作欲起势,凶徒复发2枪,遂不能起。陈秋霖痛苦地挨了两步,也倒了下去,卫兵也倒下了。

    正在与人谈话的何香凝听到枪声,忙转过脸去,看见廖先生已倒在地上,意识到有人行刺,急忙大喊:“救命!救命!”

    “抓人!抓人!”

    她边喊边俯身抚着廖先生,问伤在那里?又是一阵枪响,子弹从她头上嗖嗖飞过,随后凶手逃之夭夭,只有一名重伤倒在地上。

    何香凝和那位女同志将廖先生架起,只见满地殷红!他的衣服上也是一片片鲜血,还往下滴着。她们将廖抬上汽车,叫司机赶快向公立医院开去。廖身中4枪,皆是要害处。当汽车到达医院,才发现他大概在路上已绝了气。

    廖仲恺逝世后,国民政府公布廖遇刺殉国情况。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提议下,成立了由汪精卫、许崇清、蒋介石3人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以应付时局。随后又成立了以朱培德为委员长,李福林、吴铁城、周恩来、陈树人、甘乃光,杨匏安、陈公博等9人为委员的廖案检查委员会。在缉凶过程中,先后捕押了凶手陈顺、梁博及其他有关案犯林直勉、郭敏卿、梅光培、赵士伟和粤军将校梁鸿楷、杨锦龙、邵桂章、梁士锋、谭启秀、张国桢等50余人。胡汉民闻风逃往汪精卫处,适汪外出未归,便与汪妻陈璧君同乘汽车去找许崇清,也被扣留,随即解往长洲要塞司令部予以看管。

    从凶手的口供和遗下的实物罪证中,很快查清了参加暗杀案的人及与案件有牵连的很多人。凶手除在押的陈顺和梁博外,还有冯灿、吴培、陈细、黄基、冯允财、陈瑞、黄福芝等9人已逃往香港等地。暗杀的主谋是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以及胡汉民。胡毅生、魏邦平接受香港200万金贿赂,网罗粤军右派将校及亡命之徒进行暗杀活动。胡汉民要拔掉廖仲恺“这个眼中钉”,先找“铁血团有名的枪手”陈世来,不料陈世来不干。胡汉民改找朱卓文,朱又通过郭敏卿物色到冯允财行刺廖仲恺。事后,胡汉民为冯办好护照、让他逃往南洋去了,通谋刺杀廖先生者有伍朝枢、吴铁城、傅秉常、陈其瑷等人。

    但是,由于3人特别委员会中的许崇清,平时因统一财政事对廖不满,而对缉凶态度消极;蒋介石并不关心追查凶犯;汪精卫担心政局因缉凶而不稳,危害自己既得利益与权位。特别委员会迟迟才发出搜捕令,致使暗杀主谋与大部分凶手逃出广州,逍遥法外。甚至连已捕获归案的林直勉、梁鸿楷等人也越狱潜匿。检察委员会内又有吴铁城等人,给办案以诸多阻碍。对干涉及廖案的胡汉民等党政要员,汪精卫总以“说出去恐将摇动政府”为辞,不予究办。胡汉民也以养病为名得到释放。汪精卫叫他辞职离粤,拟派他为外交委员团主任委员,到京接洽外交事务,胡表示不就,汪派舰护送他去苏联游历,他去了莫斯科。

    国民政府在处理廖案的过程中,分别解散收编了参与密谋的各部粤军,许崇清的老部下参与了廖案密谋,许遭到指责,又受到蒋介石的排挤,不得不辞去总司令职务,离开广州去了上海。

    正在国民政府处理廖案之际,陈炯明残部在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的支持下,重新占踞东江,计划进攻广州。香港政府给陈炯明30万发子弹和100多万现金支援,段政府助陈军30万元,并派海筹、永绩战舰和福建的张毅部助战。陈炯明与广东南部的邓本殷部,北江的熊克武川军勾结,企图三面夹击广州。

    广东省人民迫切要求彻底肃清陈炯明等军阀势力,统一全省,广州军政学商工农各界1000多个团体10余万人举行集会,林伯渠代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主持大会,汪精卫代表国民政府、陈公傅代表省政府、冯芝荪代表总商会、谭植棠代表对外协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大会发表了宣言,号召各阶级要在共同目标下团结一致,扫除一切障碍,达到广东的统一。

    9月21日,国民政府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司令,汪精卫为党代表,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罗加觉夫为军事顾问。东征军编成3个纵队,一纵队队长何应钦,二纵队队长李济深,三纵队队长程潜。10月6日,各纵队开赴前线。

    蒋介石和汪精卫在东征出发前,搞了一个《重征东江训诫》:

    一、军人最后目的是在于死,古语所谓“好汉死在阵头上”,孔子所谓“杀身成仁”是也。

    二、打胜仗的秘诀:1、严守军纪,2、服从命令,3、保护人民,4、万人一心。

    三、革命军口号:1、不要钱,2、不要命,3、爱国家,4、爱百姓。

    四、革命军十不怕:1、不怕死,2、不怕穷,3、不怕冻,4、不怕痛,5、不怕热,6、不怕饥,7、不怕疲,8、不怕远,9、不怕重,10、不怕险。

    五、保护百姓(不拉伕,不抢物,不捐饷,不占屋)就是实行三民主义。反之,扰害老百姓,就是违反主义反革命的强盗军队。

    六、毋忘革命军的《连坐法》。

    七、要紧记着革命军的《刑事条例》。

    八、革命军只有前进,不许后退。退却是军人一生无上之耻辱。

    九、革命军人,要忍耐到最后5分钟,非得到最后的胜利,决不放手。

    十、我们的名誉,是已死同志们的头和血换得的。我们切不可忘了杀害我们同志的仇敌,大家要为已死的同志来报仇。

    此次东征,得到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持,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总部3500人组成运输队,随军东征;东江农民军,奋勇配合作战。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东征军歼灭了陈炯明残部1万多人,完全收复了东江地区。盘踞东江多年的陈炯明军阀势力,归于覆没。身陷困境的陈炯明,只身逃往香港。

    11月21日,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东江行政委员,管辖惠、潮、梅各属。

    粤南军阀邓本殷乘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之机,调集大批军队,由阳江出动,向四邑进犯。陈铭枢率部奋起抵抗,双方激战3昼夜,但敌我力量悬殊,国民政府急调国民革命第三军和第二军一部增援。并任命朱培德为南路军总指挥,共产党员朱克靖为政治部主任。

    南征军分4路进击,陈铭枢部为第一路,王均部为第二路,戴岳部为第三路,俞作柏部为第四路,会攻南阳,以期一举将敌歼灭。11月7日,攻占阳江。23日,攻占廉江。邓本殷率残部退到琼州。这时蒋介石又命李济深率部肃清琼州之敌。

    1926年1月15日,李部开始渡海,至2月间,消灭了邓本殷残部,琼州大定。

    1926年3月,广西李宗仁等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所部桂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两广实现了统一。

    李宗仁,字德邻,广西桂林楙头村人。祖父是位名医,好宾客,喜游览,以结交各方豪杰为人生乐事,父亲雅重实学,澹视虚名,以设教自娱,平时仗义疏财,乐善好施,瘁心公益乡里,每有义举,无不参与。李家因人口逐渐增多,家用日感拮据。李父设馆不能劳作,收入又不足以敷家用,李母便一肩挑起家庭生活重担。

    李宗仁兄弟5人从小便下田助母劳作,诸凡插秧、割稻、打柴、喂猪、舂米、织席,甚至清除牛栏,无事不做,皮肤晒得黝黑,身体十分健壮。由于经常赤足下田,纵在碎石锋利的山路上行走,亦如履平地。

    李宗仁6岁时,父亲要他开蒙入塾读书,父亲教他读《三字经》、《百家姓》、《幼学诗》,以后又教四书五经。但李宗仁宁愿上山打柴也不愿在书房受苦,虽有严父督促,学业上终无突出表现。自谓“读书平平,没有太高的悟性”。父亲后来应募出洋,李宗仁被其父的一位至友带到省城桂林的高等小学读了1年书,但每学期终了,榜上都是最末一名,受到同学讥笑,遂辍学回家。

    李宗仁学文的不行,习武倒是心有灵犀一点通。邻村拳师李植甫武艺高强,为人豪爽,李宗仁跟他学得了好几手拳脚功夫和舞枪弄棍的本领。然而舞枪弄棍不能当饭吃,15岁那年,他进了省立公费纺织习艺厂,半年后回到家中,父母专门为他买了一部新式木机,让他从事织布。谁知,他在习艺厂学到的技术仅为一些皮毛,一旦上机,随织随断,弄得十分尴尬。以后虽几番操此手艺,都未成功。读书上断了希望,从业又如此艰难,使他怅然无着。

    1907年,李宗仁闻知桂林的陆军小学招生,陆军小学学生入学后,除供膳食、服装、靴鞋、书籍、文具外,每月还发有津贴。正在从业无着的李宗仁感到,自己天性好动,并能冒险,家中又无财力供他自费求学,便去报考了陆军小学。他虽未入正榜,但以备取第一名获得入学资格。不料,李宗仁在入学时迟到了10多分钟,失去了机会,沮丧而回。

    1908年,陆军小学招考第三期学员,17岁的李宗仁被正式录取。

    在陆军小学任职的,有不少是出类拔萃的同盟会党人,如李书城、冷遹等人,李宗仁个性向来持重,他的抱负是当一名合格军人,未加入同盟会。但他结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同学,如黄绍竑、夏威、陈雄、尹承纲等,日后这些人成了他的支持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陆军小学学生一大半北上援鄂,学校因之停办。陆荣廷将陆军小学改为陆军速成学堂,李宗仁便入速成学堂学习。毕业后被陆荣廷选派到南宁的广西将校讲习所供职。

    李宗仁在将校讲习所仅为准尉助教,他十分满足,工作十分勤勉。但讲习所开办不到一年,便停办了,李宗仁等候派遣毫无结果,只得郁郁返回乡里,在家中务农。此时他已结婚,妻子是邻村的李秀文。

    李宗仁从南宁讲习所回到乡间,村里人多所不解,难免有絮絮闲言。家中经济又入不敷出,迫使李宗仁跑到桂林,在朋友的帮助下,在省立模范小学谋得一体育教员的差事。当体育教员很辛苦,月薪又低,为了多挣钱,他又设法在另一学校兼了体操课。尽管十分劳累,总算暂时解决了生计问题。

    李宗仁感到用非所学,前途渺茫,心中郁郁不乐。

    1916年复,李宗仁突然接到一位在广西将校讲习所一起供职的同事来信,这位同事已在李烈钧护国军中当上了营长,热情地来信邀他前往共事。朋友的邀约,正合李心,他立即辞去学校职务,应召去南宁投军。

    李宗仁乘船来到梧州,准备再搭船去南宁时,却被几位熟识的军校朋友留了下来,碍于同窗之谊和朋友的热心,李便留在梧州在护国第二军充任了排长。

    但护国第二军是滇军部队,李宗仁乃一广西人,虽有同学提携,在滇军中也难有发展。于是,李宗仁由同乡兼同学托人介绍,改投护国第六军桂军林虎部。林虎乃有名的“彪虎将军”,李在林部第13团任排长。

    不久,部队奉命向肇庆开拔,接着开赴北江地区。在粤汉路南段沿线与龙济光军发生激烈战斗。连长李其昭临阵胆怯佯称肚痛,不肯上前线,把部队交李宗仁代行指挥。战斗打响后,士兵畏葸不前,李宗仁情急之下,举起连旗,带头冲锋,不料一颗子弹飞来,由右颊射入上腭骨,立时满嘴碎牙,血流如注。李宗仁将碎牙吐出,继续指挥战斗,最后支撑不住,被送往后方包扎。李伤愈出院后,因战功而被升为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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