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二十四卷，齊大夫管夷吾撰，夷吾字仲。其書經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自《牧民》至《幼官圖》九篇為《經言》，《五輔》至《兵法》八篇為《外言》，《大匡》至《戒》九篇為《內言》，《地圖》至《九變》十八篇為《短語》，《任法》至《內業》五篇為《區言》，《封禪》至《問霸》十三篇為《雜篇》，《牧民解》至《明法解》五篇為《管子解》，《臣乘馬》至《輕重庚》十九篇為《管子輕重》。予家又亡《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輕重庚》五篇，止八十一篇。題雲“唐司空房玄齡注”，或雲非也，尹知章注。是書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絕似《曲禮》者，有近似老莊者，有論伯術而極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𡨭者。疑戰國時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書成之。不然，“毛嬙西施”，“吳王好劍”，“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亂”，事皆出仲後，不應豫載之也。朱子謂仲任齊國之政，又有“三歸”之溺，奚暇著書？其說是矣。先儒之是仲者，稱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為富強，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裕如，（瀟雨按︰張舜徽選編《文獻學論著輯要》本作“余如”，屬下句。）《心術》、《白心》之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匡天下，致君為五伯之盛，宜矣！其非仲者，謂先王之制，其盛極于周，後稷、公劉、大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況又有出于唐、虞、夏、商之舊者矣，及其衰也，而仲悉壞之，何仲之不仁也！嗚呼！非之者固失，而是之者亦未為得也。何也？仲之任術立伯，假義濟欲，縱其致富強，而汲汲功利，禮物俱喪，其果有聞正心誠意之道乎？周自平王東遷，諸侯僭王，大夫僭諸侯，文、武、成、康、周公之法，一切盡壞，列國盡然，非止仲一人而已也。然則仲何如人？曰︰人也，功首而罪魁者也。曰︰齊之申、韓、鞅、斯之列，亦有間乎？曰︰申、韓、鞅、斯刻矣，而仲不至是也，原其作俑之意，仲亦烏得無罪焉？薄乎雲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