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以農夫言之，中國許人買賣田產，故人各得小區之地，難于用機器以為耕，無論農學未開，不知改良。而田主率非自耕，多為佃戶，出租既貴，水旱非時，終歲勞動，胼手胝足，舉家兼勤，不足事畜，食薯煮粥，猶不充饑，甚者蠰子以償租稅，菜色褸衣，其困苦有不忍言者。即使農學遍設，物種大明，化料具備，機器大用，與歐美齊；而田區既小，終難均一，大田者或多荒蕪，而小區者徒勞心力；或且無田以為耕，饑寒乞丐，流離溝壑。此不惟中國為然，自美洲新闢得有大田外，各國殆皆不能免焉；而亞洲各舊國，地少人多，殆尤甚者也。
孔子昔已憂之，故創井田之法，而後人人不憂饑寒；而此方格之事，非新闢之國實不能行。若孔子所謂“蓋均無貧”，則義之至也。
後儒日發均田之說，又為限民名田之法，王莽不得其道而妄行之，則適以致亂。英人傅氏之論生計，欲以十里養千人為大井田，其意仁甚，然亦不可行也；蓋許人民買賣私產，既各有私產，則貧富不齊，終無由均。若如荷蘭之治爪哇，有地頭主，領地于國而下稅于民，則為重稅如諸侯天子矣，蓋非太平之道。然則雖有仁人，欲使全地養民，無凍餒之患，無不均之憂，實不可得也。
故以今之治法，雖使機器日出精奇，人民更加才智，政法更有精密，而不行大同之法，終無致生民之食安樂，農人之得均養也。或亦能倡共產之法，而有家有國，自私方甚；有家則一身而妻子待養，有國則陳兵而租稅日增，以此制度而欲行共產之說，猶往南而北其轍也，無論法國革命時不能行之，即美國至今亦萬不能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