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用人，唯才是舉，唯賢是從。今之用人則不然，動輒以資格為限。資深者居前，資淺者處後。資深者有言必從，不勞而獲；資淺者人微言輕，勞而無功。
是故讀書少年，雖滿腹經綸，亦以科考為專務，求進身之資格也。多少奇士絕才，空懷濟世之策，皤首闈墨之中。
張愷，鄞縣人，宣德三年，以監生為江陵令。
時值交趾大軍過，總督日晡立取火爐，及架數百。愷即命木工以方漆桌鋸半腳，鑿其中，以鐵鍋實之。已，又取馬槽千余。即取針工各戶婦人，以棉布縫成槽，槽口綴以繩，用木樁張其四角，飼馬食過便收卷，前路足用，遂以為法。
後薦為工部主事，督運大得其力。嗟乎，此監生也！用人可以資格限乎？
資格之限，為害深也，流毒廣也。在野之能人，以資格之限不得效力于朝廷，或奔叛趨賊，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也。在朝諸君子，以資格之限不求獻策于危難，因循坐誤，養望待遷，此所謂尸位素餐，在其位不謀其政者也。
明宣宗以知府多循資格，不稱任，會九郡缺守，命大臣舉京官廉能者用之，擢郎中況鐘、趙豫、莫愚、羅以禮，員外郎陳本深、邵、馬儀，御史何文淵、陳鼎，皆賜敕，俾馳驛之任。其冬，復用薛廣等二十九人，亦如之。
後鐘等皆著聲績，有居官至一二十年者，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一時太平，稱極盛焉。嗚呼！不以資格為限，人才之幸也，亦社稷之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