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西諸國以通商為國本，商之所至，兵亦至焉。設官置守，隱若敵國，而官之俸糈、兵之糧餉皆出自商，國家無所糜其帑項也。商力富則兵力裕，故商人于國中可以操議事之權，而于外也亦得以割據土地，經營城邑。如英之于阿美利加洲、于五印度，何嘗不如是哉？近來情形雖已稍變，而商人固猶主持其間也。惟我中國則不然，重本而抑末，且商人亦絕少遠賈于外者。今者海市宏開，泰西各國皆聚于一中國之中，通商口岸無不各設領事，著名大國無不互簡公使，駐扎京師，往來兵舶，絡繹不絕。而我國商人，從未聞有行販于重瀛者，東南洋各島及古巴、秘魯、美之嘉厘符尼亞、紐約等處，所有華人皆亡命流離，計無復之，而飄零于海外者也，絕無所謂有身家名望者在其中也。故中國設立領事，簡遣公使，或有以為是者，或有以為非者。蓋無兵舶以為之翊衛，則不足以張國威；無商務以為之經營，則不足以裕經費。其勢幾同于孤立，一有齟齬，且褻國體。不知領事之設，所以司理商情，所系尚輕，公使之遣，則恭承簡命，職重分尊，專以固好修睦，籌畫軍國重務。苟我國中有中外交涉之事，其中曲折是非所在，可以與彼國大臣面為敷陳，否則亦可陛見國王，布宣壹是。而所刊日報之中，如其議論未遵乎持平，是非有同乎倒置者，可以立為駁斥，俾通國之人見之而曉然。此所以達外情于中朝，而即所以布中情于遠地也。如是則既不至于隔閡，又何事于紛爭？故遣公使駐扎各都，于國事要非無裨者也。今通商諸國，其事變眾多交際殷繁者，莫如英、法、俄、普、美，簡遣公使，亦惟此五國為先，其他尚可從緩，此原權宜通變之道也。若以為非成例所宜，則今日通商一切諸事，請增埠，請駐京，其余紛紛上瀆者，豈皆列祖列宗時固有例可援耶？何為乎既請而輒許也？總之，事貴因時以變通，道在與時而消息。先時而能通者，聖人也；後時而不違者，賢人也。時之為義大矣哉。嗚呼！察幾審勢，此中自有權衡，安可與泥古非今者同日語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