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此反動期而從事于“黎明運動”者，則昆山顧炎武其第一人也。炎武對于晚明學風，首施猛烈之攻擊，而歸罪于王守仁。其言曰︰“今之君子，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亭林文集•答友人論學書》）又曰︰“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駕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日知錄》十八）
又曰︰“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于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諸正，豈不在後賢乎！”（同上）
凡一新學派初立，對于舊學派，非持絕對嚴正的攻擊態度，不足以摧故鋒而張新軍，炎武之排斥晚明學風，其鋒芒峻露，大率類是。自茲以後，王學遂衰熄，清代猶有襲理學以為名高者，則皆自托于程朱之徒也。雖曰王學末流極敝，使人心厭倦，本有不摧自破之勢，然大聲疾呼以促思潮之轉捩，則炎武最有力焉。
炎武未嘗直攻程朱，根本不承認理學之能獨立。其言曰︰“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引）
“經學即理學”一語，則炎武所創學派之新旗幟也。其正當與否，且勿深論。——以吾儕今日眼光觀之，此語有兩病。其一，以經學代理學，是推翻一偶像而別供一偶像。其二，理學即哲學也，實應離經學而為一獨立學科。——雖然，有清一代學術，確在此旗幟之下而獲一新生命。昔有非笑六朝經師者，謂“寧說周、孔誤，不言鄭、服非”。宋、元、明以來談理學者亦然，寧得罪孔、孟，不敢議周、程、張、邵、朱、陸、王。有議之者，幾如在專制君主治下犯“大不敬”律也。而所謂理學家者，蓋儼然成一最尊貴之學閥而奴視群學。自炎武此說出，而此學閥之神聖，忽為革命軍所粉碎，此實四五百年來思想界之一大解放也。
凡啟蒙時代之大學者，其造詣不必極精深，但常規定研究之範圍，創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銳之精神貫注之。顧炎武之在“清學派”，即其人也。炎武著述，其有統系的組織而手定成書者，惟《音學五書》耳。其《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造端宏大，僅有長編，未為定稿。《日知錄》為生平精力所集注，則又筆記備忘之類耳。自余遺書尚十數種，皆明單義，並非巨裁。然則炎武所以能當一代開派宗師之名者何在？則在其能建設研究之方法而已。約舉有三。
一曰貴創。炎武之言曰︰“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日知錄》十八）其論著書之難，曰︰“必古人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為之。”（《日知錄》十九）其《日知錄》自序雲︰“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故凡炎武所著書，可決其無一語蹈襲古人。其論文也亦然，曰︰“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日知錄》十九）又曰︰“君詩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韓歐。有此蹊徑于胸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亭林文集•與人書十七》）觀此知摹仿依傍，炎武所最惡也。
二曰博證。《四庫全書》“日知錄提要”雲︰“炎武學有本原，博贍而能貫通。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于書，故引據浩繁，而 牾者少。”此語最能傳炎武治學法門。全祖望雲︰“凡先生之游，載書自隨。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即發書而對勘之。”（《鮚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蓋炎武研學之要訣在是，論一事必舉證，尤不以孤證自足，必取之甚博，證備然後自表其所信。其自述治音韻之學也，曰︰“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伍以諧其韻”（《音論》）此所用者，皆近世科學的研究法。乾嘉以還，學者固所共習，在當時則固炎武所自創也。三曰致用。炎武之言曰︰“孔子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載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愚不揣，有見于此，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指、當時之務者，一切不為。”（《亭林文集•與人書三》）彼誠能踐其言。其終身所撰著，蓋不越此範圍。其所謂“用”者，果真為有用與否，此屬別問題。要之，其標“實用主義”以為鵠，務使學問與社會之關系增加密度，此實對于晚明之帖括派、清談派施一大針砭。清代儒者以樸學自命以示別于文人，實炎武啟之。最近數十年以經術而影響于政體，亦遠紹炎武之精神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