嗚呼，自吾之生，而乾嘉學者已零落略盡，然十三歲肄業于廣州之學海堂，堂則前總督阮元所創，以樸學教于吾鄉者也。其規模矩 ，一循百年之舊。十六七歲游京師，亦獲交當時耆宿數人，守先輩遺風不替者。中間涉覽諸大師著述，參以所聞見，蓋當時“學者社會”之狀況，可仿佛一二焉。大抵當時好學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記冊子”，每讀書有心得則記焉。
蓋清學祖顧炎武，而炎武精神傳于後者在其《日知錄》。其自述曰︰“所著《日知錄》三十余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亭林文集•與友人論門人書》）又曰︰“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覓，僅得十余條，”（同《與人書》十）其成之難而視之重也如此。推原札記之性質，本非著書，不過儲著書之資料，然清儒最戒輕率著書，非得有極滿意之資料，不肯泐為定本，故往往有終其身在預備資料中者。又當時第一流學者所著書，恆不欲有一字余于己所心得之外。著專書或專篇，其範圍必較廣泛，則不免于所心得外摭拾冗詞以相湊附，此非諸師所樂，故寧以札記體存之而已。夫吾固屢言之矣，清儒之治學，純用歸納法，純用科學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種程序始能表現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觀察事物，覷出某點某點有應特別注意之價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項，則凡與此事項同類者或相關系者，皆羅列比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較研究的結果，立出自己一種意見。第四步，根據此意見，更從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證據，證據備則泐為定說，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凡今世一切科學之成立，皆循此步驟，而清考證家之每立一說，亦必循此步驟也。既已如此，則試思每一步驟進行中，所需資料幾何，精力幾何，非用極綿密之札記安能致者？訓詁學之模範的名著，共推王引之《經傳釋詞》，俞樾《古書疑義舉例》。苟一察其內容，即可知其實先有數千條之札記，後乃組織而成書。又不惟專書為然耳，即在札記本身中，其精到者，亦必先之以初稿之札記，——例如錢大昕發明古書輕唇音，試讀《十駕齋養新錄》本條，即知其必先有百數十條之初稿札記，乃能產出。——故顧氏謂一年僅能得十余條，非虛言也。由此觀之，則札記實為治此學者所最必要，而欲知清儒治學次第及其得力處，固當于此求之，札記之書則夥矣，其最可觀者，《日知錄》外，則有閻若璩之《潛邱札記》，錢大昕之《十駕齋養新錄》，臧琳之《經義雜記》，盧文之《鐘山札記》、《龍城札記》，孫志祖之《讀書脞錄》，王鳴盛之《蛾術編》，汪中之《知新記》，洪亮吉之《曉讀書齋四錄》，趙翼之《陔余叢考》，王念孫之《讀書雜志》，王引之之《經義述聞》，何焯之《義門讀書記》，臧庸之《拜經日記》，梁玉繩之《瞥記》，俞正燮之《癸巳類稿》、《癸巳存稿》，宋翔風之《過庭錄》，陳澧之《東塾讀書記》等。其他不可殫舉。各家札記，精粗之程度不同，即同一書中，每條價值亦有差別。有純屬原料性質者（對于一事項初下注意的觀察者），有漸成為粗制品者（臚列比較而附以自己意見者），有已成精制品者（意見經反復引證後認為定說者），而原料與粗制品，皆足為後人精制所取資，此其所以可貴也。要之當時學者喜用札記，實一種困知勉行工夫，其所以能綿密深入而有創獲者，頗恃此，而今亡矣。清儒既不喜效宋明人聚徒講學，又非如今之歐美有種種學會學校為聚集講習之所，則其交換知識之機會，自不免缺乏。其賴以補之者，則函札之。後輩之謁先輩，率以問學書為贄。——有著述者則媵以著述。——先輩視其可教者，必報書，釋其疑滯而獎進之。平輩亦然，每得一義，輒馳書其共學之友相商榷，答者未嘗不盡其詞。凡著一書成，必經摯友數輩嚴勘得失，乃以問世，而其勘也皆以函札。此類函札，皆精心結撰，其實即著述也。此種風氣，他時代亦間有之，而清為獨盛。
其為文也樸實說理，言無枝葉，而旨壹歸于雅正。語錄文體，所不喜也，而亦不以奇古為尚。顧炎武之論文曰︰“孔子言︰‘其旨遠，其辭文’。又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者，多不善修辭。”又曰︰“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今之不能為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為《尚書》、《左氏》，乃剿取《史》、《漢》中文法以為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殊為不稱，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日知錄》十九）清學皆宗炎武，文亦宗之。其所奉為信條者，一曰不欲，二曰不古，三曰不枝。蓋此種文體于學術上之說明，最為宜矣，然因此與當時所謂“古文家”者每不相容。美文，清儒所最不擅長也。諸經師中，殆無一人能為詩者。——集中多皆有詩，然真無足觀。——其能為詞者，僅一張惠言。能為駢體文者，有孔廣森、汪中、凌廷堪、洪亮吉、孫星衍、董 誠，其文仍力洗浮艷，如其學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