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諸師所論，皆為全盛期之正統派。此派遠發源于順、康之交，直至光、宣，而流風余韻，雖替未沫，直可謂與前清朝運相終始。而中間乾、嘉、道百余年間，其氣象更掩襲一世，實更無他派足與抗顏行。若強求其一焉，則固有在此統一的權威之下而常懷反側者，即所謂“古文家”者是已。
宋明理學極敝，然後清學興。清學既興，治理學者漸不復能成軍。其在啟蒙期，猶為程、朱、陸、王守殘壘者，有孫奇逢、李中孚、刁包、張履祥、張爾岐、陸隴其、陸世儀諸人，皆尚名節厲實行，粹然純儒，然皆 自守，所學遂不克光大。同時有湯斌、李光地、魏象樞、魏裔介輩，亦治宋學，頗㘉𡃏壯玩俔矞姙褅Uㄏ浴Ｊ鼻逖П誒菸戳 畬笫χ 鎏桿擔 鋈牒核危 蛞 嗤 詰朗醵 選Ｇ 蕁 麼繞穡 褐拇笳牛 胛粢運窩 擼 奈捫丈 Ｊ痹蠐蟹槳 擼 宦砸員蟆 獾氐齲 鶿窩В 平髂芄 校 趾夢 摹０ ┌僑艘玻 臚 鏌Ψ丁 醮 𧊀@學文，誦法曾鞏、歸有光，造立所謂古文義法，號曰“桐城派”。又好述歐陽修“因文見道”之言，以孔、孟、韓、歐、程、朱以來之道統自任，而與當時所謂漢學者互相輕。範從子鼐，欲從學戴震。震固不好為人師，謝之。震之規古文家也曰︰“諸君子之為之也，曰︰是道也，非藝也。夫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諸君子之文，亦惡睹其非藝歟？”（《東原集•與方希原書》）錢大昕亦曰︰“方氏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法且不知，義更何有？若方氏乃真不讀書之甚者，吾兄特以其波瀾意度近于古而喜之”（《潛研堂集》三十三《與友人書》）由是諸方諸姚頗不平。鼐屢為文詆漢學破碎，而方東樹著《漢學商兌》，遍詆閻、胡、惠、戴所學，不遺余力。自是兩派始交惡。其後陽湖惲敬、陸繼輅自“桐城”受義法而稍變其體；張惠言、李兆洛皆治證學，而亦好為文，與惲、陸同氣，號“陽湖派”。戴、段派之考證學，雖披靡一世，然規律太嚴整，且亦聲希味淡，不能悉投眾嗜，故誦習兩派古文家者卒不衰，然才力薄，罕能張其軍者。咸同間，曾國藩善為文而極尊“桐城”，嘗為《聖哲畫像贊》，至躋姚鼐與周公、孔子並列。國藩功業既啳 一世，“桐城”亦緣以增重，至今猶有挾之以媚權貴欺流俗者。平心論之，“桐城”開派諸人，本狷潔自好，當“漢學”全盛時而奮然與抗，亦可謂有勇。不能以其末流之墮落歸罪于作始。然此派者，以文而論，因襲矯揉，無所取材；以學而論，則獎空疏，閼創獲，無益于社會。且其在清代學界，始終未嘗佔重要位置，今後亦斷不復能自存，置之不論焉可耳。
方東樹之《漢學商兌》，卻為清代一極有價值之書。其書成于嘉慶間，正值正統派炙手可熱之時，奮然與抗，亦一種革命事業也。其書為宋學辯護處，固多迂舊，其針砭漢學家處，卻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漢易”者之矯誣，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為知言。後此治漢學者頗欲調和漢宋，如阮元著《性命古訓》。陳澧著《漢儒通義》，謂漢儒亦言理學，其《東塾讀書記》中有《朱子》一卷，謂朱子亦言考證，蓋頗受此書之反響雲。
在全盛期與蛻分期之間，有一重要人物，曰會稽章學誠。學誠不屑于考證之學，與正統派異。其言“六經皆史”，且極尊劉歆《七略》，與今文家異。然其所著《文史通義》，實為乾嘉後思想解放之源泉。其言“賢智學于聖人，聖人學于百姓”，“集大成者乃周公而非孔子”（《原道篇》）；言“六經皆史，而諸子又皆出于六經”（《易教》、《詩教》、《經解》諸篇）；言“戰國以前無著述”（《詩教篇》）；言“古人之言，所以為公，未嘗私據為己有”（《言公篇》）；言“古之糟粕，可以為今之精華”（《說林篇》）；言“後人之學勝于前人，乃後起之智慮所應爾”（《朱陸篇》）；言“學術與一時風尚不必求適合”（《感遇篇》）；言“文不能彼此相易，不可舍己之所求以摩古人之形似”（《文理篇》）；言“學貴自成一家，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為愧”（《博約篇》）。書中創見類此者不可悉數，實為晚清學者開拓心胸，非直史家之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