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超既日倡革命排滿共和之論，而其師康有為深不謂然，屢責備之，繼以婉勸，兩年間函札數萬言。啟超亦不慊于當時革命家之所為，懲羹而吹，持論稍變矣。然其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于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相矛盾，嘗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世多以此為詬病，而其言論之效力亦往往相消，蓋生性之弱點然矣。
啟超自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康有為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義，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其言曰︰“我國學界之光明，人物之偉大，莫盛于戰國，蓋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語，而思想一窒；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而思想又一窒。自漢以來，號稱行孔教二千余年于茲矣，而皆持所謂表章某某、罷黜某某者為一貫之精神。故正學異端有爭，今學古學有爭，言考據則爭師法，言性理則爭道統，各自以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為非孔教浸假而孔子變為董江都、何邵公矣，浸假而孔子變為馬季長、鄭康成矣，浸假而孔子變為韓退之、歐陽永叔矣，浸假而孔子變為程伊川、朱晦庵矣，浸假而孔子變為陸象山、王陽明矣，浸假而孔子變為顧亭林、戴東原矣，皆由思想束縛于一點，不能自開生面。如群猿得一果，跳擲以相攫，如群嫗得一錢，詬詈以相奪，情狀抑何可憐？此二千年來保教黨所生之結果也”（壬寅年《新民叢報》）又曰︰“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學新理而緣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某某孔子所曾言也然則非以此新學新理厘然有當于吾心而從之也，不過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從之耳。是所愛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萬一遍索諸四書六經而終無可比附者，則將明知為真理而亦不敢從矣。萬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棄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終不能餉遺我國民也。故吾所惡乎舞文賤儒，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以其名為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同上）
又曰︰“摭古書片詞單語以傅會今義，最易發生兩種流弊。一、倘所印證之義，其表里適相吻合，善已；若稍有牽合附會，則最易導國民以不正確之觀念，而緣郢書燕說以滋弊。例如疇昔談立憲談共和者，偶見經典中某字某句與立憲共和等字義略相近，輒摭拾以沾沾自喜，謂此制為我所固有。其實今世共和立憲制度之為物，即泰西亦不過起于近百年，求諸彼古代之希臘羅馬且不可得，遑論我國。而比附之言傳播既廣，則能使多數人之眼光之思想，見局見縛于所比附之文句。以為所謂立憲共和者不過如是，而不復追求其真義之所存此等結習，最易為國民研究實學之魔障。二、勸人行此制，告之曰，吾先哲所嘗行也；勸人治此學，告之曰，吾先哲所嘗治也；其勢較易入，固也。然頻以此相詔，則人于先哲未嘗行之制，輒疑其不可行，于先哲未嘗治之學，輒疑其不當治。無形之中，恆足以增其故見自滿之習，而障其擇善服從文明吾雅不願采擷隔牆桃李之繁葩，綴結于吾家杉松之老干，而沾沾自鳴得意。吾誠愛桃李也，惟當思所以移植之，而何必使與杉松淆有名實者。”（乙卯年《國風報》）
此諸論者，雖專為一問題而發，然啟超對于我國舊思想之總批判，及其所認為今後新思想發展應遵之途徑，皆略見焉。中國思想之痼疾，確在“好依傍”與“名實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偽書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以清儒論，顏元幾于墨矣，而必自謂出孔子；戴震全屬西洋思想，而必自謂出孔子；康有為之大同，空前創獲，而必自謂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為必托古？諸子何為皆托古？則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則思想終無獨立自由之望，啟超蓋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論既屢與其師不合，康、梁學派遂分。啟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壞力確不小，而建設則未有聞。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淺薄，啟超與有罪焉。啟超常稱佛說，謂︰“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為菩薩發心。”故其生平著作極多，皆隨有所見，隨即發表。彼嘗言︰“我讀到‘性本善’，則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讀通，恐並“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見其不為誤人？啟超平素主張，謂須將世界學說為無制限的盡量輸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輸入者確為該思想之本來面目，又必具其條理本未，始能供國人切實研究之資，此其事非多數人專門分擔不能。啟超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響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矯正，則已前後矛盾矣。平心論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閉塞萎靡，非用此種鹵莽疏闊手段，不能烈山澤以闢新局。就此點論，梁啟超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雖然，國人所責望于啟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歷史上所積之資格，實應為我新思想界力圖締造一開國規模。若此人而長此以自終，則在中國文化史上，不能不謂為一大損失也。
啟超與康有為最相反之一點，有為太有成見，啟超太無成見。其應事也有然，去治學也亦有然。有為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啟超不然，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為之學，在今日可以論定；啟超之學，則未能論定。然啟超以太無成見之故，往往徇物而奪其所守，其創造力不逮有為，殆可斷言矣。啟超“學問欲”極熾，其所嗜之種類亦繁雜，每治一業，則沉溺焉，集中精力，盡拋其他；歷若干時日，移于他業，則又拋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時而拋故，故入焉而不深。彼嘗有詩題其女令嫻《藝蘅館日記》雲︰“吾學病愛博，是用淺且蕪；尤病在無恆，有獲旋失諸；百凡可效我，此二無我如。”可謂有自知之明。啟超雖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間又屢為無聊的政治活動所牽率，耗其精而荒其業。識者謂啟超若能永遠絕意政治，且裁斂其學問欲，專精于一二點，則于將來之思想界尚更有所貢獻，否則亦適成為清代思想史之結束人物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