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以來，河十數決。豈河難治？抑治河之拙？抑食河之餐？作籌河篇。﹪
但言防河，不言治河，故河成今日之患；但籌河用，不籌國用，故財成今日之匱。以今日之財額，應今日之河患，雖管、桑不能為計；由今之河，無變今之道，雖神禹不能為功。故今日籌河，而但問決口塞不塞與塞口之開不開，此其人均不足與言治河者也。無論塞于南難保不潰于北，塞于下難保潰于上，塞于今歲難保不潰于來歲；即使一塞之後，十歲、數十歲不潰決，而歲費五六百萬，竭天下之財賦以事河，古今有此漏卮填壑之政乎？吾今將言改河，請先言今日病河病財之由，而後效其說。﹪
人知國朝以來，無一歲不治河，抑知乾隆四十年代以後之河費，既數倍於國初；而嘉慶十一年之河費，又大倍於乾隆；至今日而底高淤厚，日險一日，其費又浮于嘉慶，遠在宗祿、名糧、民欠之上。其事有由于上者，有由于下者。﹪
何謂由上？國初靳文襄承明季潰敗決裂之河，八載修復，用帑不過數百萬；康熙中，堵合中牟楊橋大工，不過三十六萬。其時全河歲修不過數十萬金，蓋由河槽深通，而又力役之征，沿河協貼物料方價皆賤，工員實用實銷，故工大而費省。乾隆元年，雖詔豁各省海塘河堤派民之工十余萬，而例價不敷者，尚攤征歸款。至四十七年，蘭陽青龍崗大工，三載堵閉，除動帑千余萬外，尚有夫料加價銀千有一百萬，應分年攤征。其時帑藏充溢，破格豁免，而自後遂沿為例，攤征僅屬空名。每逢決口，則沿河商民，且欲囤柴葦，倍昂錢值，乘官急以取利，是為河費一大竇。然乾隆末，大工雖不派夫，而歲修、搶修、另案，兩河尚不過二百萬。及嘉慶十一年，大庾戴公督南海，奏請工料照時價開銷，其所藉口，不過一二端，而攤及全局。于是歲修、搶修頓倍，歲修增而另案從之，名為從實銷，而司農之度支益匱，是為河費二大竇。計自嘉慶十一年至今，凡十八載，姑以歲增三百萬計之，已浮舊額萬萬，況意外大工之費，自乾隆四十五年至今，更不可數計耶？此之謂費浮自上。﹪
其浮自下者，自靳文襄以後，河臣不治海口，而惟務泄漲，漲愈泄，溜愈緩，海口漸淤，河底亦漸高，則又惟事增堤。自下而上，自一二歲以至十歲、數十歲，河高而堤與俱高。起海口，到至滎澤、武陟兩堤，亙二千余里，各增至五六丈。束水于堵，隆堤于天，試以每歲加堤丈尺，案冊計之，必有二三十丈。其實今堤不及十分之二，不曰汛水淤墊，則曰風日削剝，以蓋其偷減。其實汛水能淤堤中之河身，不能淤堤外之官地。試以堤外平地高低丈尺潔之堤則詞窮矣。即此加堤之費，已不下三萬萬。河身既淤，大溜偶灣，即成新險，于是又增另案之費；河堤既高，清水不出，高堰石提，亦逐年加高，于是有增湖堰之費，亦不下三、五萬萬。是以每汛必漲，每漲必險，無歲不稱異漲。每歲兩河另案歲修，南河計四百萬，東河二三百萬，潰決堵合之責，人能知之，能患之，其不潰決而虛糜之費，則習以為常，且不知之，且不能患之也。堤日增，工日險，一河督不能兼顧，于是分設東、南兩河，置兩河督，增設各道、各廳。康熙初，東河止四廳，南河止六廳者，今東河十五、南河二十二廳。凡南岸北岸，皆析一為兩，廳設而營從之，文武數百員，河兵萬數千，皆數倍其舊。其不肖者，甚至有險工有另案為已幸。若黎襄勤之石工、粟恪勤之磚工，即已有“糜費罪小，節省罪大”之謗。此之謂費增自下。﹪
是以國家全盛財賦，四千萬之出入，無異乾隆中葉之前，巡幸土木普免之費，且倍省于乾隆之舊；而昔則浩浩出之而不窮，今則斤斤撙之而不足。是夷煙者，民財之大漏卮，而河工者，國帑之大漏卮也。然則今日舍防河而言治河可乎？懲糜費而言節用可乎？曰無及矣!南河十載前，淤墊尚不過安東上下百余里，今則自徐州、歸德以上無不淤。前此淤高于嘉慶以前之河丈有三四尺，故御黃壩不啟，今則淤高二丈以外。前此議者尚擬改安東上下繞灣避淤，或擬接築海口長堤，對壩逼溜，以期掣通上游之效；今則中滿倒灌，愈堅愈厚愈長，兩堤中間，高于之間，高于堤外四五丈，即使盡力海口，亦不能掣通千里長河于期月之間。下游固守，則潰于上，上游固守，則潰于下。故曰︰由今之河，無變今之道，雖神禹復生不能治，斷非改道不為功。人力予改之者，上也，否則待天意自改之，雖非下士所議，而亦烏忍不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