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何以別為錄也？傳道之功大也。孔子之時，王道猶存，異說未起，故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戰國時則不然，處士橫議，楊、墨之言盈天下；即儒者所著述，亦多傳而失真。賴孟子縷陳而詳辨之，井田封建之制，仁義性善之旨，帝王聖賢之事，然後大明而得傳於後世。向無孟子，不但異端之說之惑世也，即《周官》、《戴記》、《國語》、《逸周書》等書所述，亦無從辨其是非真偽而識聖道之真。故唐韓子稱︰“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某。”又雲︰“學聖人當自孟子始。”然則孟子之於孔子，猶周公之於文、武，文、武非周公則制作不詳，孔子非孟子則傳流多失。甚矣，孟子之有功於道者大也！孔子門人之事，雖旁見於他書，而首尾多難考。惟《孟子》七篇中， 梁，游齊，居滕，至魯，皆備載之，不難考其先後，故別為錄以明之也。又此七篇，皆弟子所纂述以傳於後世者，其功亦不可沒，故並附於孟子之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