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周南》自《關雎》以下五篇,《序》皆屬之後妃。朱子本之作《傳》,遂以文王、太姒當之。余按︰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為康王時作,而《魯詩》出於申公,《史》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缺不傳”,當非無據而雲然者。惟所雲“陳古刺今”,則篇中初無此意,疑漢時其徒附會為之。成、康正當周道之隆,必世後仁,豈無“君子”,豈無“淑女”,而必以為文王之世乃有之乎!且《關雎》取興於“河洲荇菜”,而岐陽距河絕遠,少水多山,風土殊不相類;葛覃之刈,卷耳之采,亦不似諸侯夫人事,恐未可直以為太姒也。況《序》但言後妃,原未指為何王之後,安得據此一言黜三家之說乎!朱子辯《柏舟篇序》雲︰“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時世名氏,不可以強而推。”至哉斯言,可謂善於讀《詩》者矣!獨於此五篇而必屬之文王、太姒者,何哉?余從朱子之意,不敢盡從朱子之言,故於文王、太姒之事惟采《大雅》明白可據之文,而《周南》前五篇不錄焉。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 矣岐,有夷之行。”(《詩周頌》)
“文王以百里。”(《孟子》)
此文王立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