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令》一篇，世多以為周公所作。鄭康成雲︰“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禮家好事者抄合之；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是漢儒固已非之矣。而唐《語林》雲︰“《月令》出於《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雲‘周公作’，是《呂紀》采於《周書》，非《戴記》取於《呂紀》明矣。”則又以康成為非是。余按︰《逸周書》本後人所偽撰，所言武王之事皆與經傳剌謬，其非周初史官所記顯然。然則《周月》、《時訓》兩篇或即采之《呂氏春秋》或與《呂紀》同采之於一書，均未可知；與得以《逸周書》有之遂斷以為周公之書也哉！況《月令》所言多陰陽家說，所載政事雖有一二可取，然所系之月亦未見有不可移易者；蓋撰書者雜采傳記所載政事而分屬之於十二月，是以純雜不均，邪正互見，豈惟非周公之書，亦斷非周人之制。康成之言是也。至於所推中星日躔，尤彰彰較著者。周公上距堯世止千二百餘年，而《月令》“季春昏七星中”，“季秋昏虛中”，上距《堯典》之“仲春星鳥”，“仲秋星虛”，己差一月。周公下至西漢之末千餘年，至劉宋又數百年，而《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下至《三統歷》，正月中日猶在室十四度，至《元嘉歷》，正月中日猶在室一度，才差十餘度耳。雖測驗或有疏密，然不至大相逕庭。上溯唐、虞之世何太遠？下逮漢、宋之世何太近？其為戰國時人所撰，毫無疑義。不知前人論者何以不考之此而遽信以為周公之書也！故今於《周公》之篇不載作《月令》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