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陽石鼓十枚，上皆刻四言詩。唐韓退之以為周宣王時所作。宋歐陽永叔雲︰“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文》。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況傳記不載，不知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二君”謂韋與韓；韋詩詳後汪上溯《石鼓說》中）其論當矣。而張⻆昊《 谷雜紀》則雲︰“石鼓經秦涉漢，其亦久矣。其間豈無好事者稱道之；歷時之久，書傳不存，後人不知耳。甦勖《載記》雲︰‘石鼓，謂周宣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雲︰‘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以二書言之，則安知秦、漢間無稱道之者”。則又以韓公之說為是，歐公之疑為非。汪上湖先生《石鼓說》辨之頗詳。今載其文於左。
【汪上湖先生《石鼓說》】“石鼓在陳倉野中，隋以前無所見聞。唐貞觀中，甦勖始紀其事。鄭餘慶徙置鳳翔之夫子廟，而亡其一。宋仁宗皇佑四年，向傳師得之民間，十數乃全。至徽宗大觀二年，徙於汴京之闢雍。宣和元年，又移之保和新殿，以金填其字。欽宗靖康末，金人輦致於燕，剔其金而留石於王宣撫家。其家後改大興府學。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虞伯生為大都教授，求得於草土中，洗刷而扶植之。仁宗皇慶二年，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時宰，以大車十乘載於國子學大成門內，左右各五鼓。按︰韋甦州詩謂是文王時鼓（今本亦作宣王，無文王字），宣王時刻；韓文公直稱宣王時作。逮宋程泰之，以《左傳》昭公四年，椒舉雲‘成有岐陽之 ’，指是成王。歐陽公《集古錄》乃有三疑。而鄭夾⻆祭以秦權秦斤證之，指為秦刻。沿及金源，元遺山《中州集》雲︰‘荏平馬子卿以字畫考之，雲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金史》采其事入本傳。鄭、馬二說，後人譏之者多，信之者少。以余考之，竊嘆馬氏有卓識矣。所惜其文未見，曾不知其定為後周何時耳（此下節刪一段）西魏之末，官法《周禮》，誥法《周書》，則詩襲《雅》、《頌》之文誠無足異。但史稱‘周武帝崇尚儉樸，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人所不堪’，其於田獵豈肯夸耀其車徒。惟武帝建德二年二月，詔皇太子ど撫巡西土，皇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以獻；詔曰︰‘在德不在瑞。’今考九鼓中（其一無字），其稱及鹿者有四，且有即一章而兩言鹿者，合之則鹿字凡六見焉。有曰‘我鹿允異’，豈非瑞應意乎！文內‘ 與鯉’、‘楊柳’、‘靈雨’、‘舫舟’，皆春巡之景，非冬狩也。若其稱‘天子’又稱‘嗣王’者，宣帝窮奢極麗，車旗章服俱倍數前王，此詞當是大象元二年間，天台侍從之臣追紀其瑞而刻之，似以‘天子’稱武帝，以‘嗣王’稱宣帝──而宣帝每自稱為‘天’，則當時又未必稱以‘嗣王’也。文蓋以‘天子’稱宣帝，以‘嗣王’稱靜帝。雖宣帝於即位之始即傳位皇太子衍，顧不稱太上皇而自稱天元皇帝，是以文內‘天子’‘嗣王’連言之，猶之《周書宣帝紀》內‘帝’與‘皇帝’連及也。靜帝即位僅七歲，其三年為周大定元年，二月即禪位於隋。其時石鼓甫成，應即委棄。而篆文人識者少。唐賢徒見‘車攻’‘馬同’之文同於《小雅》，藉以潤色文章耳。其詞其文，後人自有明於鑒察者；正不必依傍韓、甦，篤儈而不敢議也。馬氏之辨，安得世尚有傳，與余言一證其同異哉！”
余按︰石鼓所刻詩詞不載宣王一事，亦無宣王時一人名，不知唐人何由決知其為宣王？自東周以後，下迄於隋，書之存於世者多矣；石鼓果周宣王時物，必為世所寶貴，稱道者當不知幾許，何以稱者皆不存，存者皆不稱乎？漢都長安，距岐為近。班固，扶風人，郡中有此古物，尤不應不知及知之而不言也。且甦勖與章懷太子皆唐人耳；以唐證唐，何足為據！自甦勖至韓退之，相距不二百年，而書傳所載，稱之者凡四人。自周宣王逮隋千有餘年，而反無一言之見於書傳。然則此鼓之在漢、魏以後而不在周、秦以前明甚；歐陽子之疑是而⻆昊之言非矣。是故韓、韋謂為宣王，甦子瞻“想當然”之說也；張⻆昊言安知秦、漢無稱道之者，秦檜“莫須有”之獄也。以“想當然”、“莫須有”折天下之獄，則獄靡不冤。以“想當然”“莫須有”斷古書古物之真偽，則書與物靡不失實。然則即謂此鼓為堯、舜時所作，謂夏、商之時書傳不存，安知無稱道者，亦誰能窮其誣哉！汪公之辨詳矣。此鼓果為宇文氏之物，余雖未嘗詳考，然斷非周物則較然也。
又按︰《 谷雜紀》以為成王時物者乃韓元吉，而上湖以為程泰之；以為秦時刻者乃任汝弼，而上湖以為鄭夾⻆祭；所引互異。蓋韓、程皆嘗謂為成王，任、鄭皆嘗指為秦刻，論者各據所見之書言之，是以不符；不足以為異也。
里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