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周書》中有《謚法篇》，傳《史記》者取而冠之簡端。其文雲︰“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雲雲）。”後世儒者咸信之而不疑。余按︰謚法之所為制，意必將以勸善而懲惡也。善者謚以善，惡者謚以惡，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然後人知所以勸懲。今此篇中，經緯天地曰“文”，錫民爵位亦曰“文”，聖聞周達曰“昭”，容儀恭美亦曰“昭”；使睿聖之君與小才小善者同科，固已不足為勸。至於克定禍亂曰“武”，夸志多窮亦謂之“武”；亂而不損曰“靈”，死而志成亦謂之“靈”；美惡同詞，聖狂一例，褒貶之義無存，勸懲之道安在！周之制此謚法，欲何為乎？“帝”也，“王”也，“公”“侯”之與“君”也，長民者之稱，非謚也，且亦不始於周，何故先之以此？“欽”“明”者，史臣贊堯之詞；“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克順克比”，成 專引而釋之，以見文王（《詩》本言王季， 專以為文王）之德然耳；豈得皆謂之謚！齊太公子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蓋沿商以干名為號者；今乃以“丁”為謚。然則“乙”“癸”亦當為謚，何以又不之言？他如“正”、“直”“忠”、“愛”、“夸”、“惑”之類，春秋時從未有以之為謚者。則此篇為後人之所妄撰，明矣。且周既制此謚法，必先分別夫應謚之人，或通行於諸侯，或兼行於卿大夫。乃今以史考之，衛康叔之後五世無謚；齊太公、宋微子、蔡叔度、曹叔振鐸皆四世無謚。太公以佐命之臣，始封之君，而竟無謚。周公子伯禽亦無謚。晉唐叔子燮，父子皆無謚。周果制為謚法，何以諸國之君皆無謚乎？蓋謚法非周之所制，乃由漸而起者。上古人情質樸，有名而已；其後漸尚文而有號焉。至湯撥亂反治，子孫追稱之為“武王”，而謚於是乎始。然而子孫卿士未有敢擬之者。周之二王謚為文、武，蓋亦仿諸商制。以成王之靖四方也，放亦謚之曰成。而康王以後遂仿而行之。猶之乎商有三宗，西漢亦有三宗，至後漢而宗始多，及唐、宋而遂無帝不宗也。周公有大功於天下，故其沒也，成王特賜之謚。召公歷相三朝，康王遂仿周公之例而亦謚之。然皆以為特典，非以為常制也。是以成、康、昭，穆之代，諸侯謚者寥寥。數世之後，俗彌尚文，遂無有不謐者。然卿大夫尚未敢擬也。至周東遷以後，而卿大夫始漸有謚。嘗以《春秋傳》考之，晉自文公以前，惟欒共叔有謚（《國語》有韓定伯）；狐偃、先軫有佐霸之功，而謚皆無聞。至襄公世，趙衰、欒枝始有謚，而先且居、胥臣之屬仍以字稱，則是亦以為特典也。成、景以後，卿始以謚為常；先 、三 以罪誅，乃無謚。降於平頃，則雖欒盈之以作亂死，荀寅、士吉射之失位出奔，而靡不謚矣。魯大夫有謚者，較他國為獨多。然桓、莊以前，卿尚多無謚者。昭、定之間，則榮駕鵝、南宮說、子服、公父之倫，下大夫靡不謚者。鄭大夫初皆無謚；至春秋之末，子思、子 亦有謚。惟宋大夫始終無謚。果周所定一代之制，何以先後不齊，彼此互異若是？然則謚之由漸而起，彰彰明矣。即“靈”“厲”之屬，其初亦非惡謚而子孫臣庶公然加之也。蓋賢者既奉以嘉名，而不賢者無可推崇，則亦依傍其性情行事而謚之。《書》雲︰“靈承於旅。”《詩》雲︰“濯濯厥靈。”《論語》雲︰“子溫而厲。”又雲︰“君子，听其言也厲。”靈與厲何嘗即為不美之名；但相率以之謚暴主，而其後遂以為辱耳。猶之乎周有恭王，魯有恭公，漢有順帝，未嘗不為美名；而自南北朝來，宋有順帝，周與隋有恭帝，後世遂以恭順為忌諱也。《周書》之作蓋在戰國、秦、漢之間，彼固取前世王侯卿大夫之行事而揣度言之，復雜取傳記之文以附益之者。若之何後儒之不之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