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論古史真偽是非，即格物窮理之大端也。昔孔子論觀人之法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蓋人之善惡，自有實際；苟隨眾附會而不察，何異投之以食而以耳受之，知其味者鮮矣、雖眾好惡之不差，亦必察之，實見其可好，實見其可惡，方為自己真實學問。觀史之法何獨不然。
孟子將堯、舜、禹、湯、文、武所行之事，及門人所稱齊東野人之語，無不一一剖析真偽；辨別是非，所以求義理之所安，以解後世妄信之惑。程子稱“其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此又得孟子所以為辯論之原矣。如孔子以後編古史者，人既非聖賢，其真偽是非豈能無待於辨者。然學不博，心不細，識不超，理不明，不能辨也。此書之辯論剖析，無堅不破，無疑不搜，固可征其學博心細識超理明矣。至於筆力之清醒，則又天才之過人者也。吾舅學問有餘而功名不足，或者天將命以辨論古史乎？
陸稼書先生論孔子作《春秋》，雖與《變風》詩人同是庶人之議，而力量大不同。此書之前，宋歐陽永叔《帝王世次圖序》不信傳聞而信理，既以卓識標立於前矣，然人皆作古文讀過，不甚留心其識見，故未能已後世編古史者之惑。此書專重辨論，逐一細剖，是尚不足以絕後儒之惑乎！甥以為此書力量直大於歐陽永叔數等。
甥成詢謹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