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國家之所以久，惟在人心風俗之固；而人心風俗之固，惟賴都邑大夫之賢。觀《大田》之詩，“遺秉”、“滯穗”以濟人，誦《無衣》之篇，“同袍”、“同仇”以結友，不惟無爭而且相恤？不惟衣裘可共而且患難可同。俗何以如是美也？無他，大夫廉勤自勵，修明政事，扶弱抑強，奸豪有所畏憚，故民得以相安。相安則不爭，不爭則相恤，是以如此。若貪惰自恣，則政皆失宜，徇私而蠰獄者有之，告於上而不為理者有之，豪強由是肆行，而平民皆無以自保，非附會同黨以求其庇，則別倚豪強而與相抗，風俗安得而不壞乎！吾故讀《黃鳥》而知周道之衰，讀《碩鼠》而知魏俗之敝也。何者？篤實守分之人決不肯為濟惡之事，他鄉寄居之客斷不能敵土著之民，勢必至於“食黍”、“啄粟”，惟所欲為而無如何。“莫我肯顧”，“不可與明”，言人皆視為當然，不以為異也。非 樂土而復邦族，更有何策？良民去而旅人歸，則所存者皆敗俗之人耳，豈復能有固志！一旦疆場頻驚，勢必土崩瓦解；無怪乎其避而遷於洛，折而入於晉也。此治亂興亡之大要。學者熟此二篇，則授之以政而無不達者矣。《碩鼠》，《詩序》以為刺君，《朱傳》以為刺有司。今以《黃鳥》觀之，“貪黍”、“食麥”何異“啄粟”、“啄粱”之喻？蓋亦困於豪強之陵藉者。但因有司失政，是以至是；不必定以“碩鼠”屬之有司也。說已見《魏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