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陳時政曰︰臣歷睹前代，自夏、殷、周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恩結于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爾！自魏、晉以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余地，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且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以節儉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
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于隋時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復可行于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台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綦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于時代差近，事跡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並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于理，其弊猶亂。陛下少處民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
臣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之于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帝大業之初，又笑周、齊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周、齊也。故京房謂漢元帝雲︰“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戒也。
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匹絹才得粟一斗，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 。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十余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惟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京積布帛，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即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是國之常事，要當人有余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強斂之，竟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為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倘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若以陛下之聖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太宗曰︰“近令造小隨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則朕之過誤。”乃命停之。
【 譯文】
貞觀二年，太宗對黃門侍郎王 說︰“隋文帝開皇十四年關中大旱，很多百姓饑餓困乏。當時國家的糧食倉庫堆得滿滿的，但是他不允許開倉救濟，卻命令百姓逃荒到有糧食的地方去找飯吃。隋文帝不愛憐百姓卻愛惜倉庫到這種地步。等到他的末年，統計國家儲積的糧食，可以供給全國食用五六十年。隋場帝仗恃這樣富裕，所以豪華奢侈，荒淫無道，結果導致滅亡。場帝喪失國家，也有他父親的一份責任。凡是治理國家的，務必積蓄于民，不在于裝滿朝廷的倉庫。古人說︰‘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夠，那麼國君的用度怎麼會夠？’只要倉庫的儲糧能夠防備荒年，此外何必勞煩儲蓄！後代兒孫如果賢惠，就能夠自己保持他的天下；如果他不肖，倉庫中儲蓄多，只是增加他的奢侈，又是他亡國的禍根。”
貞觀九年，太宗對魏微說︰“方才讀北周、北齊歷史，末代亡國的皇帝，作惡的情況多數相類似。齊後主十分喜好奢侈，所有的官府國庫，差不多都被他用盡，竟至于關口、集市無處不征收賦稅。我時常說這好比饞嘴的人自己吃自己的肉，肉吃完自己必定死亡。國君不停地征收賦稅，百姓既已疲弊，國君也就滅亡，齊後主就是這樣。那麼天元皇帝和齊後主，他們優劣如何？”魏微回答說︰“兩位君主雖然同是亡國，但他們的行為有區別。齊後主懦弱，朝廷政令不統一，國家沒有法制，終于導致滅亡。天元皇帝性情凶暴而橫蠻，賞罰由自己專斷獨行，亡國的原因，都在他自己身上。以這些情況來說，齊後主算是差些。”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論述當時的政令說︰臣一一觀察前代歷史，從夏朝、殷朝、周朝和漢朝統一天下的情況看來，帝位的傳相繼承，時間長的八百多年，短的也有四五百年，都是由于積累德行、功業、恩德存留在百姓心中。難道沒有出現過邪嬰的君王，只是依賴前代賢君的恩德而免于難罷了！從魏、晉以來，及至北周、隋朝，時間長的不過五六十年，短的只是二三十年就滅亡了，確實是因為創業的君王沒有致力于推廣恩德教化，當時僅僅能夠保守自己的帝位，後世百姓沒有前王遺留的恩德可以懷念。所以繼位的君王政治教化稍有衰減，一個人大呼造反，國家就土崩瓦解了。現在陛下雖然憑巨大的功績平守了天下，但是積累德行的時間短，確實應當考慮推崇禹、湯、文王、武王的德行，廣泛地施行恩德教化，使恩德有多余的部分，為子孫奠定萬代傳襲的基礎。哪能打算只求政治教化沒有過失，用來維持當時的統治就行了！而且自古聖明的君王雖然是根據具體的人的不同情況，進行與之相應的教化，政令的寬厚和嚴厲隨著時局的變化，但是總的方針是從事節儉自身、施恩百姓兩個方面。因此他們的百姓愛戴他們像愛戴父母一樣，瞻仰他們像瞻仰日月一樣，尊敬他們像尊敬神靈一樣，畏懼他們像畏懼雷霆一樣，這是他們的帝位長久傳襲而禍亂不會發生的原因。
現在百姓處于喪亂時代之後，人口只相當于隋朝的十分之一，但是供官差服搖役，一個接一個被征發上路，哥哥離家弟弟才回來，前後相接不斷。路程遠的往返五六千里，春去秋回，冬去夏回，一點休息的時間也沒有。陛下雖然常常降下恩詔，命令減省差役，但是有關部門既然不停止工作，自然須要用人，枉然下達詔令，照舊役使百姓。臣常常去問，四五年來，百姓很有怨恨磋嘆的言語，認為陛下不存恤撫養他們。從前唐堯茅草蓋房，土塊作台階，夏禹王衣食粗劣，這樣的事，臣知道不可能再在今天來實行。漢文帝愛惜百金的費用，停止露台的建造；收集臣下上書用的布袋作宮殿的帷帳，他所寵愛的慎夫人衣裙不拖到地上。到了景帝，因為錦繡五彩絛帶之類絲織品損害婦女的紡績、刺繡等事，他特意詔令廢除不用，所以百姓生活安樂。到了孝武帝，雖然他窮奢極侈，但是依賴文帝、景帝遺留的恩德，因而民心沒有動亂。假若漢高祖之後，即是武帝時代，天下必然不能保全。這些情況在時間上離當今較近，事跡還可以了解得很清楚。現在京城及益州等地，在制造供奉皇家的器物，以及諸王繽妃公主的服飾，議論的人都認為不是節儉。臣听說勤奮早起而功業盛大顯赫的，後代還是懈怠不為；制定法令合乎常理的，後來還是敗壞產生混亂。陛下幼小時居住民間，知道百姓的辛苦，前代的成功和失敗，又親眼看見，尚且還是這樣。而皇太子在深宮里生長，沒有經歷過社會上的事，就陛下萬歲之後的事來說，確實是心里應當憂慮的。
臣探索前代以來國家成功失敗的情況，只要有百姓怨恨背叛，聚眾做盜賊，那個國家沒有不迅速滅亡的。國君即使願意悔改，也沒有能夠重新安定保全的。凡是修行政治教化，應當在能夠修行的時候就修行它；如果事變一旦發生，然後才感到後悔，那就已經無益了。所以後代的君主總是見到前代的覆亡，就知道人家的政治教化如何失誤，可是都不知道自己本身有什麼過失。因此殷封嘲笑夏萊亡國，而周幽王、周厲王又嘲笑殷封滅亡。隋場帝大業初年；又嘲笑北周、北齊喪失國家。然而現在看場帝，也像場帝當時看北周、北齊一樣。所以京房對漢元帝說︰“臣擔心後代看現在，也像現在看古代一樣。”這話不能不作為警戒。
以往貞觀初年，全國減產貧乏，一匹絹才值一斗谷，但是天下安居樂業。百姓知道陛下十分關心愛憐他們，所以每個人都自覺安定，不曾有怨言。從貞觀五六年以來，連年豐收，一匹絹值十多石粟，而百姓都以為陛下不關心愛憐他們，都有怨言。又因為現在所興辦的事，很多是目前不關緊要的緣故。自古以來，國家的興亡不在于蓄積多少，只決定于百姓生活是痛若還是安樂。可拿近代的事證明這一點，隋朝貯糧洛口倉、卻是李密接管它；東京洛陽積蓄布帛，卻由王世充佔有它；西京長安的官府國庫儲蓄，也被我大唐使用，至今還沒有用盡。如果原來洛口倉，洛陽沒有糧食布帛，王世充、李密就不一定能夠聚集大量人馬。不過貯積本來是國家的正常事務，總應當百姓有余剩，然後征收貯積。如果百姓勞苦卻強制征收，結果卻拿去資助敵人，貯積它是無益的。而節儉讓百姓休息，這在貞觀初年，陛下已經親自做過了，所以現在實行它並不難。實行一天，那麼天下知道了，就會載歌載舞。如果百姓已經勞苦，卻不停地役使他們，萬一國內遭受水旱災害，邊境有敵國侵犯的警報，不法分子乘機作亂，就會出現不可預測的情況，不僅是要陛下晚食遲寢而已。若是憑陛下聖明，真正想要振奮精神治理國家，不用遠求上古的策略，只要趕得上貞觀初年那樣，那麼天下就是非常幸運的了。
太宗說︰“最近下令制造小件隨身用具，沒想到百姓因而有磋嘆怨言，這就是我的過錯了。”于是命令停止制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