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樂謝枚如□□章鋌《與魏子安書》中有雲︰「竊以古文一道，結于篇幅者為氣體，見于字句者為義法。誠能服膺古人，而又能好學深思，則氣體未有不高，義法未有不精，然亦有時不盡如吾意者，則往往為篇目所窘。贈序盛于唐，字說盛于宋，壽序盛于明，而壽序尤為不尊。何則？贈序、字說尚從我說，壽序多從人說，其體與諛墓相等，故能手不得已，則通其法于傳志，臚列其人之生平而稱道之，然亦稍去其濫而已，究不免和光通融之意，是以不貴也。有韻文至戲曲極矣，無韻文至八股極矣。元明以來，別集深書大刻森然，為傳奇作序者甚少。至于八股，則飾之曰為聖賢立言，不禁諄諄樂道，如艾千子、曾弗人集，十居其五，噫！果信八股為不朽乎。夫唐人以詩賦取士，其載于《文苑英華》者尚多，然當時並未聞編為一集，鄭重而序之者，則以其有所為而為之也。官文書別為一體，雖有高才，不能不遵令甲，雖有絕藝，不能不循時式。古人亦有時編之文集，如劉歆《移博士文》，韓退之《復讎議》等，類皆當時官府文字，然去古未遠，其體尚雅。至後世則不無近俗之嫌，甦子瞻《表忠觀碑》全錄《趙清獻奏議》，首以『臣忭言』，終以『制曰可』，則非當時之式矣。秦漢以後章奏， 臣無不稱姓。其制詔或曰敕，或曰旨，其言甚伙，亦無單曰可者。甦公殆嫌其不古，而文之以《史記》之法，然取他人之章奏入己文，則可以翦裁，我自為官文書，萬不能不從俗，則留之尤宜慎也。故鋌于集內此三體，欲存其精實而有關系者，其余概歸外編，庶幾氣體義法之間，可以兩無憾乎。古來官制科目，與今率不相符。以巡撫為中丞，謂知府為太守，稽之往秩，大抵不合，而莫甚于舉人曰孝廉，貢生曰明經。文中偶爾從眾，殆亦無妨，若立題，則似乎不可。擬賦蓋起于挽近，唐以前未有聞焉。《月賦》假借仲宣，《雪賦》托名枚叟，此亦子虛、無是之類，引古發端，非擬其體也。古人擬體多施之詩，《文選》所載，或曰『代』，或曰『擬』。其後乃有見之文者，有見之賦者，然頗游戲，至為古人補作。如集中蕭何、尉佗二書，此束廣微《南陔》、白香山《湯誓》遺意，然亦非正軌所系，置之外集為宜。《代秀潛祭外姑文》、《致嘉義學書》，一情頗虛，一事頗猥，不存可也。若篇末所附評語，則允宜刪削。古文為立言一端，不輕許人，亦不輕受人許，況其人又非專家乎！鋌最笑吳天章詩集，縷載阮亭揄揚之說，近日劉才甫于古文極自負，亦蹈此習。不知紙尾學問，全謝山以譏何義門，眉批旁注，此時文面目耳，非法也。」又《致王霞舉書》中有雲︰「竊謂國朝此道甚衰，雖飆馳電涌，爭欲名家，然而言體格者，局于八家虛腔，濕鼓無音，巨瓠不實，夸才學者，類于注疏習氣，貪多務得，神骨不清。又其甚，則鼓之以�g筆，潤之以卮詞，張皇佻巧而入于小說。作者雖多，大抵此三派盡之矣。」又記客中所得近人詩文集雲︰「言中有物，非煩征博引之謂，貴得其大意，所謂言近而旨遠也。若今之考據家，第可謂之字中有物而已，其非古文之正軌矣。」又《抑快軒遺文稿跋》中有雲︰「近日古文有桐城派，有常州派，申耆蓋常州派之錚錚者。其論義法，于望溪頗致微詞。予嘗謂起承轉合，提頓呼應，此陋儒以之談制藝者，自茅鹿門以逮林西仲，乃以此治古文。童稚抱書，先入為主，異日行文之不振，未必不由于此。夫在心為義，出手為法，義以征其見解之淺深，法以驗其筆墨之工拙，義為主，法為副。今則置精義于不講，而詡詡然曰︰是必有法，必如是起，必如是合，必如是提，必如是應。是若築室然，門庭之不辨，奧 之不分，而惟間架是問，間架雖工，而得為成室乎。是則不知義法而言義法者之過，望溪不任咎也。《易》曰『言有物』，又曰『言有序』，有物則不患無義，有序則不患無法。幾曾見成家之作，振筆而起，神明變化，若斷若連，而有牛頭馬脯，郢書燕說，首尾支離，不相照顧者哉！故予論文不喜言法，尤不喜以時文法言古文法。」又《答黎生書》中有雲︰「有意為古文，殊為難得古文之義法，及所以致力之處。自韓柳以來，言之詳矣，皆甘苦自得之言也。若其所從入之途，則似當以韓為大宗。韓文徹上徹下，上可以通《史》《漢》六朝之消息，下可以括宋、元、明諸作者。今之所謂八家、十家等種，中惟柳與韓敵，余皆分韓之一體，歐、甦、曾、王，無不在牢籠中，又何論震川、桐城乎！若窺之于上，韓于班氏得力少，于史公則所得多。至碑銘之沉博綿麗，則更能以司馬之氣，運馬、揚、崔、蔡之詞，而六代之菁華，莫不奔湊于筆下矣。故朋友間論及古文，僕輒舉韓為圭臬。先由韓治氣體，求義例，視其操縱起伏，離合出入之故，則庶幾大段不失之遠。然後再視吾性之所近，與吾才之所能為，為精進之變化，所謂能入當求能出也。」雲雲。文均見《賭棋山莊文集》。聲木謹案︰□□所論古文及編集之法，亦頗見苦心經營，可為後人研究參考之用。然其大旨，在避免「義法」二字，而又自雲「先由韓治氣體，求義例」，既無義法，有何義例之可求，未免自相矛盾。「法」字改為「例」字，尤屬可笑。自桐城方望溪侍郎苞論文首重義法，後世遂以「義法」二字專屬之桐城，殊不知義法本古人為文之本旨，豈侍郎別有義法，能傳之後人耶。唐隴西李文公翱，親受業于昌黎，非不知文、不能文者也，其《答朱載言書》中有雲︰「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並，乃能獨立于一時，而不泯滅于後代，能必傳也。」雲雲。文見《李文公集》。「義」即侍郎所言之義法，「文、理、義三者」，亦即桐城姚姬傳郎中鼐所謂義理、考據、詞章三者缺一不可之謂，桐城文學家豈有不師古人，師心自用，而妄為言論。即使師心自用，後人雖愚，亦何至 相則效，視為為文之必要，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