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年十二三，受讀《左傳》，即以《傳》中國名、地名、人名，賢奸、美惡，分條記之，以與晦之四弟角勝。實則當時所記，互有詳略，每因此而爭辨不已，是予之無知妄作，自小已然，非一日矣。年甫弱冠，負笈于江都徐蟄叟廣文師之門。每見予喜覽載籍，誨予以遇有欣喜或異同之處，必須隨手鈔撮，久之可成各種撰述。當時自恃記憶力甚強，貪看書，不暇鈔書，惜未能從其言也。某年冬，大風雪中，試為筆記數十則，語多(剖)[掊]擊前人，適為先文莊公所見。先公訓謂︰「勤于撰述，固是佳事，但語多(剖)[掊]擊，非初學所宜。」聞命悚然，急毀去原稿，後亦不復為。時遷月異，往日所見者，已如電光石火，不復在心目間，始信記憶之力，果不如鈔撮之力。今老矣，書痴結習，總未能忘，重理舊業，凜先公之訓，遵徐師之誨，遇有可驚可喜，合于己意者，隨筆記之，編為十卷。雜說家體例至廣，漫無限制，古人原有此類，固無施而不可也。然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焉知我以為可驚可喜，合于己意者，他人見之，不以為可惡可憎，不合己意者乎。如以為不合己意，則一任他人之糊窗覆甕，不能強他人之同于我也，亦惟敝帚自珍而已矣。己巳五月，廬江劉聲木十枝，原名體信字述之自序。
